王端阳的博客

给老妈过生日

wangduanyang — Fri, 26 February 2010 15:32:26 +0800

老妈身上的这件红色羊毛衫是晓燕特意从悉尼捎来的。

昨天是老妈的87岁生日，可是身份证上注明的出生日期是1925年，也就是说85岁。这是怎么回事呢？过去对此事一直没留心过，我只知道老妈属猪，我也属猪，正好相差两轮。我是1947年生，一次无意中算了一下，老妈应该是1923年出生，这才发现和身份证上的不一样。我问老妈，她说记不清了。我分析，老人对出生年月可能记不清，但对属性是不会记错的，因为属性是伴随人的一生的。

还有一个旁证：有一次我和郭维叔叔谈起老妈的年龄，郭维叔叔说：“在冀中我认识你妈妈的时候，她说18岁，过了两年我又问她时，她还说18岁。”说完哈哈大笑。看来是老妈当年有意隐瞒了两岁。女演员隐瞒年龄很平常，只是后来弄假成真了。当我把这事告诉老妈时，她也笑了，承认了有这事。

以后我们就按老妈的实际年龄给她做寿了。

前天我对老妈说给她做寿，她说不要做寿，她觉得“太麻烦”。我马上改口说给她"过生日"，她同意了。老妈是正黄旗，按照老北京的习俗要吃"长寿面"，于是决定做打卤面。昨天上午外孙女又给她订了只她最爱吃的烤鸭，老太太很高兴。

早晨，我跟她说，今天你就87岁了。她疑惑地问：都87了？我说：没错。她这才点点头，说了句：真快！我说：你能活100岁。她回答：那不成"老不死"了。说完自己先笑起来。

你要是问她身体怎么样，她会马上回答：我没病！接着就说：我耳不聋，眼不花，能吃能睡，也不糊涂，挺好。其实她有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每天打胰岛素，吃好几种药，但她从来感觉自己没病。记得前几年协和医院的医生怀疑她有肠癌，要她做肠镜检查，她说什么也不签字。最后只好随她，以后大便也都正常了。老妈对疾病的心态特别好，对生死也非常豁达。近几年不断有老战友去世的消息，我都毫不避讳地告诉她，她听了只是"噢"一声，都能坦然接受。

我有位舅妈，比老妈小10岁，最近得了糖尿病，整天愁眉不展，总觉得身上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她听了说：没病都想出病来了。

下午，克平、晓燕分别从巴黎、悉尼给老妈打来电话。晚上我问老妈，克平和晓燕都跟你说什么了？她说：没说什么。想了一会儿她突然说道：都挺好的！

其实在老妈的眼里说什么都不重要，只要大家“都挺好的”就行了。

画只老虎来拜年

wangduanyang — Sun, 14 February 2010 14:49:19 +0800

这两天收到许多博友的新春祝贺，我就不一一回复了，在这里画只老虎，一并为博友拜年了！祝博友们虎年大吉！心想事成！

再祝博友在博联社发的博文如虎啸山林

凌子风早期照片

wangduanyang — Sat, 13 February 2010 10:05:24 +0800

在整理老照片时，发现这张凌子风的照片，背面有他亲笔写的“一九三九中国电影厂”字样。算来当时22岁。

照片的背面。原片很小，也就2厘米吧，我这是扫描放大了。

还有一张是和牧虹（左边）的合影。牧虹也是我国电影的奠基人之一。

照片背书，也是凌子风的亲笔。当时就“只此一张了”，可见其珍贵。

这两张照片的背后还有很多故事，简单的说就是1940年前后，我母亲刘燕瑾和凌子风在冀中排演《日出》时，发生过一段恋情，但受到军区领导的“干涉”。1943年凌子风回到延安后陆续给我母亲写了几封情书，并夹寄了这两张照片。凌子风去世后，我母亲给我讲述了这段尘封了几十年的经历，并把情书和照片交给了我。我以后会在适当的时机把这段历史公布出来。

昨天凌子风的儿子凌飞来访，并看望了我母亲，我们一起合了张影。我将照片和情书的复印件给了他。他说这两张照片他也是第一次看到，非常珍贵。

超越文学的历史意义　（转载）

wangduanyang — Thu, 11 February 2010 10:43:23 +0800

　　鲍昆在纪念王林百年诞辰座谈会上的发言（全文）。

超越文学的历史意义

——看王林前辈的冀中抗战文学

鲍昆

　　毛泽东在1942年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一篇在非常时期提出的关于革命文艺的纲领文件。这个讲话的核心思想是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首先要解决立场问题，即"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提出文艺要为人民大众服务，使文艺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也就是说，一切艺术都是为政治服务的。毛泽东的这篇讲话，在战时的中国无疑是有着高度的现实性和合法性的。抗日战争的非常时期，处于弱势的中华民族需要聚集一切可能的力量来参加面对强权的帝国主义战争。奋勇的抵抗还是懦弱的退却甚至投降都是不可原谅的。把艺术作为一种战争能量资源来使用无疑是智慧的。但是，当疾风暴雨的战争时期过后，再单纯地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就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在1949年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虽然还需要继续鼓舞民众的热情投身到建设热潮中，但忽略了艺术在人民生活中特殊的作用，只强调它的"武器"作用，就显得简单化和片面了。

　　文学艺术无疑离不开政治，但是每个时期的政治内容其实是不一样的。战争时期的政治就是战胜敌人，和平建设时期的政治就是提升和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和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捍卫他们的权益。如果偏离这一本质的立场，那么，那些为政治服务的文学艺术就蜕变为特定权力歌功颂德的受命文学，而且其实质是反人民的。

　　把文学艺术单纯当作杀敌制胜的政治武器，就抹杀了艺术在现实生活中的多种功能意义了。把"武器"意识绝对化，会遮蔽和剥夺了文学艺术的认识和记忆功能。文学在历史上除了它表达思想感情的功能外，还长期担当着人类对历史和现实的认识、记忆功能。在没有影像时代之前，文学和绘画这两项功能更是显得极其重要。优秀的文学作品，除了它精彩地用语言表达情感之外，它蕴含其中的丰富的文化历史和精神信息其实是它的生命力所在。如果我们忽视文学艺术的这两项功能，只强调它的"武器"功能，那么它的宣传色彩其实和现代的广告就没什么区别了。也因此，彻头彻尾的"宣传"不过是权宜性的宗派利益集团的政治策略。长期以来，过分强调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所产生的负面作用，就是泯灭了无数艺术家作家真实反映历史生活的愿望和能力。当历史过后，这些忠实为政治写作的作家艺术家们的作品，最终将沦为垃圾，唯一可能存在的价值就是它们成为后人研究权力与艺术关系的文本材料。

　　与权力宣传叙事文学不同的是，优秀的文学艺术不但能够真实地反映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类情感，还能解读出历史文化限定的各种生活信息。我们今天再看法国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看到的绝不仅是葛朗台等文学形象，而是他作品中十九世纪法国社会的图景。同样，中国古典小说《金瓶梅》和《红楼梦》亦如是。悲哀的是，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直到后来一路成为主流并成绩斐然的"解放区文学"，在抽去战争背景之后，绝大部分我们很难从中看到那个复杂时代的景观信息。但是，冀中老作家王林前辈的文学实践，却是解放区文学中的一个异类。王林先生在冀中抗战最艰苦的时期坚持在作为战场的冀中农村，用自己的眼睛观察战争背景下的冀中农民，记录他们的生活、情感和斗争精神。在他写作最亢奋的时期，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还未出现，所以他的创作没有受到干扰，让他能够诚实地观看和记录冀中农村人民的抗战生活。他笔下的冀中农民，不是一般解放区文学中那些似乎不食人间烟火的革命形象，而是有血有肉的庄稼人。他们在勇敢地抗击敌人的同时，也有喜怒哀乐甚至苦闷彷徨。这些细节的描写展示，将冀中农村的生活图景真实的展现了。我们可以在王林小说中，看到冀中农村当时的经济情况，看到农民乡亲在抗战之外的邻里关系和家庭关系，看到他们的爱情。王林眼中的抗日战争，是一个丰富而且多彩的历史画卷。在这画卷中的每一个文学形象都真实的来自于土地，栩栩如生，结实可信。王林的小说曾经被主流文学意识批评为"自然主义"倾向严重，但今天看来那些被斥之为"自然主义"的细节写作手法，恰恰赋予了王林文学的历史份量。王林所描写的人物都充满了丰富的人性，当这些作为人性的一切特征在民族战争的背景下展开之时，生活和政治之间产生了更为紧密的关系。所以，王林前辈的小说和当时所写的日记以及其它随笔文学，就获得了非同凡响的生命力量。作为投身到抗日战争前线的城市知识青年的王林，在自己笔端时时涌现的主观心理活动，也是一个极其宝贵文学文本。他城市知识青年的身份和视角，为解读一场现代性的战争和传统农村社会与传统农民之间的关系添加了一个十分耐看的维度。

　　在众多的解放区文学文本中，王林的一系列作品是弥足珍贵和卓尔不群的。当历史的风云消散之后，我们还需要寻找曾经走过的足迹以辨识今天的方向，所以我们今天感谢王林，因为是他为我们留下了真实的坐标。

迟到的纪念　（转载）

wangduanyang — Wed, 03 February 2010 09:43:05 +0800

　　藏策是我们熟悉的博友，我就不多介绍了。他发言的第一句是：有位著名的西方批评家曾说，历史作品经过时间的洗礼，会成为文学；而文学作品经过时间的洗礼则会成为历史。由历史而成为文学的例子，会让我们想到司马迁的《史记》，而《腹地》则让我们看到了由文学成为历史的实例……

迟到的纪念

藏策

　　有位著名的西方批评家曾说，历史作品经过时间的洗礼，会成为文学；而文学作品经过时间的洗礼则会成为历史。由历史而成为文学的例子，会让我们想到司马迁的《史记》，而《腹地》则让我们看到了由文学成为历史的实例。当然，不是任何的文学作品都可以成为历史文本的，更多的文学作品，甚至是显赫一时的作品，不仅不会成为历史，而且还会成为历史的笑话。唯有真正有价值的文学，才可能成为历史的记录。王林的作品携带了大量的历史信息，其中既有像《腹地》这样特色鲜明的小说，更有大量的日记、回忆等等，都是文学史研究中难得的珍贵资料，甚至可以说是一座待开发的宝藏。

　　王林的这个会，早就该开了。这还不完全是因为中国文学界要早日还王林一个公道，以安慰泉下有知的逝者，更重要的是以此开辟"解放区文学"研究中的一个新领域，将"解放区文学"的研究进入到深化的阶段。以往的"解放区文学"研究还比较表层，最初就是解放区的老作家在一起联谊，回想当年，并整理一些当年的作品，没有纳入到严谨的学术规范中去。第二阶段的"解放区文学"研究，由于大量学者的加入，开始走向学理化，但更多的是对当年文学作品的重新阐释，基本上属于文本研究。而通过今天这个会，我觉得可以让"解放区文学"研究进入一个更深入的阶段，即文本研究与史料及文艺思潮研究的综合，从而对整个中国20世纪文学话语的流变，做出更为全面的判断。我现在想到了的，至少有这么几点：

　　　　一、让“解放区文学”的史料研究从单一走向多维

　　我们搞过史料研究的都知道，有所谓"传记不如年谱，年谱不如日记"一说。日记，真实的日记才是史料研究中最为宝贵的第一手材料。而在以往的"解放区文学"研究中，史料的收集和梳理都比较单一，也就是过多地强调了"革命性"而对"个人性"有所忽视。这样的话，就很容易从史料中得出些宏大而笼统的结论，不容易发现深层的问题，从而使整个研究陷入表面化、模式化。而王林日记的公开发表，打破了这一局面。王林日记不仅仅向我们披露了一个革命作家的心灵史，真实地展示了其精神的历程，更为我们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历史信息。比如其中涉及到孙犁、梁斌的内容，更丰富了孙犁研究和梁斌研究的史料。日记还让我们更真切地看到了抗战时期，以及文革时期等重要历史阶段中，文学界里的诸多细节，这些细节是最容易被忽略和遗失的，但王林替我们记下了。历史中的很多重要信息，其实正是保留在这些细节之中的。王林日记可以说是"解放区文学"研究中的一座有待开发的大宝藏。

　　　　二、“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的问题

　　1985年杰姆逊在北大讲学时就说过："我不太熟悉中国的情况，......在中国我有个感觉，就是现实主义成了世界上最自然的事，谁也不真正就此进行讨论，只是当人们放弃了现实主义时才有人出来讲一讲。......我们需要的是对现实主义进行真正的分析和研究。"

　　美国汉学家安敏成在谈到这一现象时则说："五四运动中许多关键性人物都是现实主义的倡导者，而在20年代新文学家们分裂成两派：一方以现实主义著称，一方以浪漫主义著称。20年代末期的这一分歧导致了现实主义者和左翼浪漫主义者之间的一次剧烈冲突，30-40年代诸多文学论辩的序幕也由此以多种方式拉开。这些相继发生的论辩决定了1949年人民共和国建立时的文学政策。结果，‘现实主义'一语直到今天仍拥有相当雄辩的--和政治化的--说服力：每一重要的政治解冻时期（包括1956--1957年间的‘百花运动'和后文革时期）的文学都被当作是对解放前现实主义小说传统的良性复归而受到热烈称赞。"

　　杰姆逊和安敏成其实分别指出了现实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与流变中出现的两个问题，一个是对现实主义的理论研究仍停留在传统"反映论"的模式里，没有与时俱进地对其进行诗学意义上的分析和考察；二是现实主义总是与政治修辞纠缠不清，现实主义的外延成了猴皮筋，完全按照政治的需要可大可小。而王林的长篇小说《腹地》，就是这种弹性标准的受害者。当年《腹地》被批判的原因之一就是手法上的"自然主义"，如反映了太多的阴暗面，写了党内有太多的坏人，等等。然而，当今天重读这部作品时，我却发现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自然主义"一说。《腹地》不过是个比较质朴的现实主义作品而已，不过就是按照当时的真实的环境，从真实的人性角度去描写去叙述了而已。《腹地》当年之所以被扣上"自然主义"的帽子，不是因为其不符合文学的现实主义标准，而因为其不符合政治宣传上的"现实主义"的圭臬。可悲的是，在以政治标准为压倒一切的绝对标准的时代，文学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其实已经名存实亡了。"现实主义"成了一套"政治修辞学"，凡符合政治需要的，你就"现实"一下，凡不符合政治需要的，只能去用"革命的浪漫主义"加以"改造"了。然而，为了政治宣传的效果，又不能不去营造"现实"的逼真感，于是就需要在既定的政治叙事框架之内，尽可能多地填入"现实"的因子，比如生活细节啦、口语化的语言啦之类。在这样的标准下考量一部作品的优劣，看的就是在"政治正确"的基础上"现实"的因子填得够不够多。"现实"因子添得够多了，就夸你"有生活"、"生活气息浓郁"；不够多，就批你"缺乏生活"。那时候作家的困惑也就在这里，为了尽可能多地储备那些可用于写作需要的"现实"的因子，就必须去"体验生活"......并逐渐地形成了一整套政治实用主义的"现实主义"美学。王林的悲剧正是在这里，他太天真地痴迷于文学的现实主义了，想凭借自己在抗战中的亲身经历，用真正属于自己的所知所见所感去现实主义地记录那个时代，记录那段历史，而没去太多考虑政治叙事中被规定了的"现实主义"路线图，结果"现实"的因子溢出了政治框架，当然也就会被打入"自然主义"的另册了。这是《腹地》的悲剧，也是王林的悲剧，更是文学的悲剧。当然，从另一方面看，这也是一件幸事，王林以他个人的坎坷，换得了抗战文学中不可多得的一部力作，以及给予了当代文学史的深刻启示。

　　　　三、解放区作家研究的深化

　　在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中，"解放区文学"与"国统区文学"和"沦陷区文学"相比，地位最高，但研究方法与研究成果却最滞后。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孙犁是解放区作家中最值得研究的一位，尤其是晚年孙犁。应该说孙犁的价值我们早已有目共睹了，可有关孙犁的研究却进展缓慢，而且非常单一。现在随着《王林文集》的出版，王林终于浮出水面了，但愿今天的这个"迟到的纪念"同时也能成为一个契机，能使有关王林的研究从此继续下去，并由此而促成对解放区作家研究上的深化。王林是解放区作家中非常值得深入研究下去的一个作家"个案"，通过王林，我们可以得到一个观察解放区文学的全新视角。

　　"解放区文学"与"国统区文学"以及"沦陷区文学"其实是有机互动的，只有综合起来进行观察研究，才能更全面地把握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王林用他的人生为我们留下了一座宝藏，我们有责任去开采去发掘，唯有如此才是对王林最好的纪念。

拒绝遗忘：王林论　（转载）

wangduanyang — Sun, 31 January 2010 09:26:03 +0800

　　这是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副教授张志强在纪念王林百年座谈会上的书面发言，应一些学者和博友的要求，现全文转载于此。

　　张志强就是博友们熟悉的江南，他的博客在博联社是很受欢迎的。我们也是在博联社相遇和相知的，当然还有兰草、黄恩鹏的介绍。

拒绝遗忘：王林论

张　志　强

　　当沈从文在1935年给"一个为都市趣味与幽默小说小品文弄成神经衰弱的人"开出一剂良方，劝人们去读王林"这个乡下人写成的作品，壮补一下那个软弱灵魂的。"[1]的时候，已经先在地决定了王林注定要在中国文坛上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

　　王林也的确不负众望，在《幽僻的陈庄》出版的前后，他的作品，包括《岁暮》、《这年头》、《二瘾士》、《小粮贩陈二黑》、《沥小盐的》、《十八匹战马》等等精彩的短篇小说，以及《腹地》、《叱咤风云》等几部长篇小说，还有演遍冀中各地的戏剧作品，新作佳作接连不断，成为解放区引人注目的作家。但是，王林的命运却在新中国到来的最初时刻被改变了，因为《文艺报》发动的一场错误的对《腹地》的批判运动而致使他的文学创作受到了重创，乃至于，他逐渐地淡出了文坛。检讨、辩解、反省、自我批评、申诉成了他日常工作的重要一环。虽然，他依旧对自己的文学能力充满着自信，但却因为非文学的干扰，使他的文学成就得不到应有的公正对待。而接下来在文学创作上的沉寂与试图努力的复归更是令人惋惜地告败。

　　王林的命运应当说是中国文人的一个缩影，对他文学价值的重新发现、解读、阐释、定位，以及对他生命历程与创作道路的梳理，不仅让我们能够重新审视中国文学的精神，而且也可以让我们反思与探讨中国作家的历史命运。

　　　　一、升起又陨落：一个文学家的出现与消失

　　王林出生于1909年，是河北衡水人。1930年参加共青团，1931年成为中共党员，并担任了青岛大学的党支部书记。在青岛大学读书时王林就读的是外文专业。当他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沈从文来到青岛大学任教，这让王林兴奋不已。这时的沈从文早已是成名的作家，对于王林这样的文学青年有着极大的吸引力。沈从文在青岛大学担任的课程是"中国小说史"和"高级作文"两门。王林正处于对文学痴情的时代，他迫切想得到大家的指点，于是，就到中文系开始傍听沈从文的课。

　　沈从文在青岛大学的课教的并不理想，照沈从文自己的分析，这"只因为每个选课者皆想从这一堂上得到一点创作的知识。不止知识，他们还需要的是‘秘诀'，或‘简要方法'，以便学来处理自己的故事。"[2]沈从文却"告他们的只是一个作家必须做的事情。"而当时在青岛大学读书的臧克家说，"他上课，声语低，说的快，似略有怯意......"。[3]不管怎么说，听沈从文课的学生逐渐地逃去听别的课，最终沈从文的学生由25位剩下了5位，这其中还有两位傍听生，一位就是江青（此时叫李云鹤），另一位就是王林。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仅存的五位学生，沈从文才"在那里两年我并不失望"。

　　可以说，王林是在沈从文直接影响下走向文学创作道路的。正是在听沈从文的文学课的时候，王林写出了他的处女作《岁暮》[4]。这篇小说描写的是一个叫春芝的暗娼与赶车人胡三的恋情，他把一位北方女子的悲剧命运写得凄然悲悯，不只是通过外在行为表现人物，更重要的是作品对春芝与胡三两个人物内心的书写。从技巧上说，这篇小说沉稳、冷静，不动声色地、一丝丝地进入了人物的灵魂世界，以内心的疼痛营造了人物在生活深渊里的挣扎、扭曲与背叛。小说颇有沈从文的神韵。

　　这一篇小说得到了沈从文等作家的赏识，王林的写作也由此受到了鼓舞，他接连创作了《这年头》、《二瘾士》、《小粮贩陈二黑》、《怀臣的胡琴》、《贾斯文》、《龙王爷显灵》、《沥小盐的》、《间不容发》等等优秀的短篇小说。到1935年写出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幽僻的陈庄》，王林的小说创作渐入佳境。这些小说在当时的文坛已经引起注意。

　　沈从文对王林这个学生非常得意，他评价王林："他是北方人，所写的也多是北方乡下的故事。作品文字很粗率，组织又并不如何完美，然篇章中莫不具有一种泥土气息，一种中国大陆的厚重林野气息。他已明白如何把握题材，所缺少的，不过一种处置题材的精巧技术而已。几年来在《现代杂志》、《文艺副刊》、《国闻周报》用笔名隽闻发表的一些短篇创作，读者只要稍加注意，得到的印象，必与我意见相差不远。"[5]

　　照理说，如果王林沿着这样一条纯文学的创作道路走下去，王林的生命历程可能就是另一个样子。

　　但是，他并没有如此顺理成章。他走向文学创作的同时，隐含的身份是一个地下党员。也就是在文学的王林之外，另一个重要身份是战士的王林。这从他在青岛大学读书时是一个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就可以看出。1932年夏，他因领导同学罢课与黄敬一起被学校开除。

　　是战士，他当然就是一个冲锋者。同时，重要的是他自己是把自己首先作为一个战士还是一个作家看。在早期的行动中，应当说他的心还是扑在文学上的，他是逐步由一个作家而转变为一位自觉的战士的。

　　他从来没有忘记过自己战士的身分。是战士当然就要听命。在王林的内心，作为革命战士的身份实际上比作为作家的身份更重要。虽然，黄敬曾多次试图劝说他当官，但王林却以自己想写东西而拒绝，但是，从他的种种行动中不难看出，他其实最看中的并非是他的作家身份而是战士的身份，他是把文学作为战士的枪来使用的。

　　战士与作家虽然不存在着矛盾，但是，作为战士写作的出发点与作为作家写作的出发点是不同的。看一看王林早期的作品与后期作品我们就很容易知道这二者的区别。当王林30年代以对文学的赤诚追求为第一要务，追随着沈从文的文学观，开始他的文学梦想的时候，他的作品可以说个个精彩。他的短篇小说写得虎虎有生气，充满了生动而鲜活的生命律动。虽然这一时期他同时还在从事着着进步活动，但是，可以肯定地说，那个时候他的主要精力是在文学。虽然做着进步事业，他内心想着的、琢磨着的是文学，对于文学的思考占据着他思想世界的绝大部分，文学创作是他的生命。但是，由于革命工作、到了后来是革命的领导工作占据了他的大部分时间，脑子里被各种革命事业填满的时候，他的文学创作便退居到了精神生活的第二位，而革命与战斗成了他日思夜想的根本内容。

　　此时的创作是"听命"文学。听命未必是坏事，但是，如果听命的同时放弃了自我的文学观，那他的文学便会完全沦为工具，即文学只是革命工作的工具，革命是主题词，文学成了一种附属的东西。

　　典型的是王林的重要作品《腹地》两个不同版本。1942年，当王林蹲在地道里创作他的这部作品的时候，他关注最多的是小说本身的创作。因而，这个版本，也就是1949年出版并且很快被批判的这个版本，人物性格鲜明，语言丰富，描写也非常个性化。但是，当1983年前后，他根据别人的意见重新进行修改的时候，他的私心杂念就多了，"等于重写"，完全听从了非文学的喧闹。虽然最后出版了，但是这个版本应当说比较糟糕。如果，王林仅这么一个版本的话，他的文学价值将大打折扣。在一次关于《腹地》的文学讨论会上，一个文学青年对这个版本的评价是"那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当王林的创作动机已经被其它左右的时候，无论他怎么努力，他创作的结果恐怕价值都不会高。特别是王林在1950年被批判以后，他就再也写不出什么东西来了，能称得上是文学的，只有一部《叱咤风云》尚可。他基本上已经远离了文学创作，写也只是一些回忆革命生涯的东西、时评等等了。

　　当沈从文在新时期前后以非常令人怜悯的姿态给王林写那封三千余字的长信，恳请王林利用自己的关系解决住房问题时，更多的人看到是沈从文的落破与寒酸。有人想过没有，表面上这时王林的日子好过了，连沈从文那样的大文学家都求他帮忙，可是，从文学家的角度看，该同情的其实是王林。这时的王林虽然还在文学的圈子里，但他跟文学的关系到底有多大？沈从文因为环境的原因已经彻底放弃了文学追求，但他那些作品已然活在文学的世界里了，更何况，他此后扎扎实实地在博物学的世界里做出了重要的事情来，在另一个领域里他又成了一条好汉，而王林呢？

　　这差不多是中国某些作家的宿命，轻易的被改变，然后走向文学的死胡同，最后剩下的只有革命的内容，而没有文学的实质。

　　　　二、耀眼的灵光：从《岁暮》到《十八匹战马》

　　但是，王林究竟是辉煌过，而且，他的早期文学创作也确实值得我们玩味，这些作品也同时具有着较高的价值。

　　研究王林的文学，有两种分类的方法，一种是题材的，他的创作是围绕着两个题材，一个是农村题材，这是沈从文非常看重的，也是他小说创作中最重要的。第二类题材就是军事的，写战争、写战争中的人们。这类作品也出现了如《十八匹战马》、《腹地》这样的精品。但，无论是农村题材还是军事题材的作品，简而概之，他的作品都没有离开农村，即使是军事题材的作品写的也都是农民与农村。所以，这两类创作的本质也就是写了两类农民，一类是没有穿军装的农民，一类是穿上了军装的农民。前者的代表是《幽僻的陈庄》，后者是《腹地》。《幽僻的陈庄》中的田成祥是一个典型的农民，而《腹地》中的辛大刚也不过是一个因为伤残而回乡的"荣军"农民，他的思维也并没有离开土地和土地上的人。他的军旅生活带给他的变化就是眼界的开阔、思维的拓宽，想问题的角度与深度比一般的农民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本质上的农民身份，还原了他农民的本性，他待人待事的方法也没有脱离他农民的习惯。这两部长篇小说，应当说有着精神上的一致性，写的是不同时代的两个农民。他们是两个精神的兄弟，辛大刚是已经穿上军装的田成祥，而田成祥是尚没有从军的辛大刚。

　　另一种分类方法，是以1949年初版的《腹地》为界，之前可以称为前期，之后可以称为后期。

　　王林前期的小说创作始于1932年的《岁暮》，止于1949年的《腹地》，大抵是20年左右的时间。他创作了《岁暮》、《这年头》、《二瘾士》、《小粮贩陈二黑》、《怀臣的胡琴》、《贾斯文》、《龙王爷显灵》、《沥小盐的》、《间不容发》、《一出自演自笑的悲喜剧》、《春雷》、《流星》、《日寇活人靶场逃生记》、《微笑》、《一头牛四条腿》《十八匹战马》等约30余篇短篇小说及《五台山下》等少量的中篇小说。

　　王林前期的创作已经把他一生中最重要、最精彩的文字都完成了，给我们留下了数量虽然不太多，但却也可称之为丰富的文学遗产。无论是他的短篇小说，还是他的长篇小说的成就，乃至于他的戏剧创作，放在中国文坛上都是抢眼的，优秀的。以此判断王林的创作，绝非一般的作家可比，他的小说虽然多数写的都是农村、农民，但是，却通过这一独特的视域涉及到了时代的整体。他的作品写出了人性，人性中的美与丑，也写出了光彩与灰暗的并置，写出了人的灵魂，写出了那个时代所不易被触及的敏感之处，甚至写到了超越人与人的关系，触及到了人与自然，人与动物的命运。这不仅在30年代、40年代的解放区文学创作中少见，即使是放在整个中国文坛上，也是难得的。

　　王林的后期创作始于1949年以后，至1984年、近30年的时间里，王林逐渐地丧失了作为一个作家的身份。他的主要精力都是被动地酱在了政治与工作中。王林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厚道的人，是一个朴实的人，但是，这正是他容易被"修改"与自我修改的原因。

　　这一时期虽然他发表了《最后一分钟》（1950年）、《神童小翻译》（1962年）、《一张红色传单的故事》（1962年）、《伊田和小宋》（1980年）等极为有限的几个短篇小说，和《女村长》（1950年）等中篇小说，以及《叱咤风云》（1981年）、《站起来的人民》、《一二九运动进行曲》等长篇小说，以及那些回忆性的散文，但是，这些作品与他前期的创作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一颗文学的星辰早已经在1949年后的风雨中耗尽了最后的能量，它的光辉也被现实的厚颜所遮蔽。他不是不想继续他的文学飞行，他努力过，《叱咤风云》就是这次努力的结果。只是，这时的他已经失去了文学创造的能力了，他被负载了太多的无奈，他已经被时代闷得失去了思想天空，他已经不是那个写《岁暮》，写《十八匹战马》的王林了。

　　在王林的前期创作中，短篇小说写得非常精彩，特别是早期的作品，通过独特而善于发现的眼光，对人性的揭示深刻而到位。

　　《岁暮》中的暗娼春芝与胡三的恋情写得引而不发，很冷静，写到了人的内心与灵魂。《这年头》中的黑丑（黑丑这个名字在《幽僻的陈庄》里也出现了，那是一个地堡）由一个对警官李文虎那样一个躲在炕上抽大烟的"看不惯"到自己也渐渐的染上毒瘾的人，内心的向善感始终丢弃不了，在负罪的自责中滑向不归之路。以及《二瘾士》中的一步步走向堕落的历程。《小粮贩陈二黑》中的陈二黑被人牵着鼻子钻进大粮贩子的圈套里，他那得意的神态与自信，让人感到即可怜又可恨。《怀臣的胡琴》把个胡琴写得如歌如泣，四黑继承了怀臣的胡琴，其实也就是继承了怀臣孤苦的命运，四黑对生活充满着美好的向往，但是，世道沧桑，他欢喜地把自己辛苦积攒下来的全部资产都用于娶妻。但是，娶到家的媳妇不久就"人间蒸发"地没了，苦苦的寻觅之后才被明眼人捅破，这不过是一场由媒婆设计的"放鹰"勾当。只有凄凉的胡琴陪伴着他，像怀臣死前一样。但是，怀臣死前"还有小孩们就近他，使他感觉一点人生的活气。然而现在的四黑呢，他自己觉得已经入了坟墓了。"[6]

　　沈从文说王林"写了许多很好的短篇小说"，即是指这些精彩的篇章。同时对王林"这个人不独对于农村的语言生活知识十分渊博，且钱庄、军营以及牢狱、逃亡，皆无不在他生命中占去一部分日子。他那勇于在社会生活方面找寻教训的精神，尤为稀有少见的精神。"[7]都是一针见血的。

　　的确，王林的小说总能从独特的视角发现世界的美与丑，而这种发现又都是通过作家一步步"从内向外"刀削斧刻的方式展现出来的，他通过细腻而准确的描摹把一个个性格复杂的人物摆在了我们面前。

　　人的堕落与人的成长一样，一定有其内在的缘由的，外部的动作非常重要，但是，内在的更深刻。他的短篇小说直击内心，丝丝入扣，让你觉得钻着心拧着劲地向肉里走，向灵魂的底层探，这是王林的小说奉献给我们的最有价值的东西。

　　在短篇小说中，他的《十八匹战马》更是一篇经典之作。冉淮舟对王林《十八匹战马》有过这样的评价："王林所写的短篇小说《十八匹战马》，放在前苏联和欧美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作品中，也是优秀的，而且写作的时间还比较早。因为时代，越来越左的文艺政策，这样的作品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当然也就不会出现更多这样的作品"[8]这是一个"懂"王林人说的非常透彻的话。

　　《十八匹战马》创作于1943年的5月，是一篇在文学界引起重大影响的小说。

　　这篇小说围绕着缴获日军的十八匹战马的杀与不杀而展开故事。敌人正在搜查着那十八匹战马，还把村子包围起来，残忍地杀人，要是叫敌人重新获得那些战马，将是一场灾难，必须将马杀了。但是，杀马是多么的不容易，虽然这些马曾经是日军的杀人工具，但是，现在却是我们的了。在与马的接触中，每个人都与这些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负责督促杀马的人"抱着杀马的决心，满腔却沸腾着爱马的热血。"因此，要杀掉十八匹战马是一件多么痛苦而折磨人的事呢。"我在寂静的闲院里，走来走去，又到村边树林子里溜来溜去。蚂蚱翅膀似的夜色扩张开了，我仍在彷徨。一种强烈的矛盾的苦痛，在折磨我，使我不能松松快快地出口气。更不能允许我坦然自在地躺下睡觉。"[9]

　　这确实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于是，一系列的护马与杀马的行动终于引发了。为了保住这些马，村长和村里的人都阳奉阴违、拖拖拉拉地不去执行命令，还想出了各种办法意图阻止杀马行动。那些马也是通人性的，"一进庙门，那些战马，好像孤儿望见亲人，热情地吼吼起来。我立刻打了个寒战，痛苦地矛盾地流出了眼泪。我那拿刀子的手抖索起来了。"再看看那些马"第一匹才两牙"，第二匹"瘦老头立即说肚子挺大，许是有马驹了。另一个锣锅子很自负地上去用手摸了摸那马的肚子，肯定地说：‘有了，三个月。'""第三匹白的像银子，腿脚长得也好。""第四匹挺老实，一见人来拉就贴过去。""第五匹牙都磨平了。""第六匹大腿上受了炸弹皮的伤""有功之臣，应当尊重。"[10]反正，人们为所有的马都找出了不杀的理由。还有人在干部面前演戏，打架，都是为了不杀这批马。不仅老百姓，八路军骑兵团的战士们更是不让杀，那是他们的命。马被以各种理由保下来了。

　　小说的结局是战马又被日本人给抢走了。这个结尾与最早的结尾是有一些出入的，王林的最早结局是"最后那些马非但被日本鬼子抢走了，而且那些舍不得杀马的老百姓也被鬼子杀了。"[11]

　　这篇小说荡气回肠，回味无穷，写出了人性，写出了人与马的那种超越动物特性的情感。特别是最初的那个结尾，战马又回到了屠杀中国人民的日本侵略者手里，老百姓们想尽办法保护下来的那些通人性的战马们又要被利用起来去充当杀人的工具了。而那些保护了战马的人们却惨遭屠戮，用自己生命的毁灭换来马的生存，这是多么纯朴的人性，这是人性中最美好、最珍贵的品质。

　　从小说的技法看，叙事一波三折，结构精巧严密。一步一步地进入故事，叙事中一层层地递进着，每一层的叙事都是一个新的台阶，以鲜明的层次感推动故事走向高潮。欲擒故纵，欲张先驰，欲进先退，小说的语境营造得浓酽独到。小说的写法极为圆熟老道，不愧为大家风范。从这部作品上我们已经完全可以肯定地说，王林小说的叙事技巧已经完成了一次脱胎换骨的升华，这的确是一篇成熟而意义非凡的作品。仅这一部作品就足以奠定他在中国战争小说中的地位，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更多期许。

　　与《十八匹战马》只隔了一个月而创作的小说《"东方道义精神"与禽兽》也写了马，写了通人性的马，虽然文字短小，但是，却延续了前一篇小说的惯性，透过马写了人，也是值得注意的一篇。

　　纵观王林的短篇小说创作，由《岁暮》开始，到《十八匹战马》达到高潮。《王林文集》第3卷中收录的29篇短篇小说中，前25篇，也就是建国前所创作的短篇小说都是可圈可点的，特别是《岁暮》（1932年）、《这年头》（1934年）、《二瘾士》（1934年）、《春雷》（1937年）、《流星》（1940年）、《十八匹战马》（1943年）等作品可以归为经典之列。

　　　　三、人性的辉光：从《幽僻的陈庄》到《腹地》

　　王林创作的长篇小说较为重要的有三部：1935年出版的《幽僻的陈庄》、1949年出版的《腹地》、1981年出版的《叱咤风云》。此外，他还创作有长篇小说《站起来的人民》、《一二九进行曲》等作品。这些长篇小说作品中，以《幽僻的陈庄》和《腹地》两部最重要。此前，学术界对《腹地》的评价与研究较多，而对他的成名作《幽僻的陈庄》却关注不多，甚至是被学界忽略的。但从文学价值来看，《幽僻的陈庄》不仅是王林长篇小说的重要代表，也可以说这部小说奠定了王林在文学创作上的价值。

　　《幽僻的陈庄》从某种角度说比《腹地》更优秀一些。这是他计划的四部作品中的第一部，虽然，1935年也消曾说"据说作者现在己写就第四部了，他的计划，要写出二十年来中国农村的动态，他的初期、中期、以至现在。"[12]但，可惜的是，他的后三部实际上是没有面世，如果如期出现，那将是非常壮观的。

　　小说描写的是30年代的中国北方农村挣扎在土地上的人们的生活状态。正如罗烽所评价的那样："《幽僻的陈庄》在题材的繁重和分量的巨大上都是破格的。作者在这部作品里想展开中国农村的全部，从‘鸡牌香烟'、‘制钱'还未完全废弃，最后的一条小辫还拖在背上被迷信作运命的吉星的时代起，一直倾泻下来。"[13]在一个较大的背景下，以陈庄为对象解剖了这个时代农村与农民现实生活与灵魂世界。

　　小说中的主人公田成祥的形象并不光彩。按照一般的理解，田成祥是一个典型的农村二流子。他的父亲老多重病在床，他出去为父亲抓药，却听说自己的朋友陈小白也重病，他就想起了陈小白漂亮而温柔的妻子了。于是他拎着药，就去陈小白的家，表面上是关心陈小白，暗底下却是去挑逗、猥亵、占小白妻的便宜。朋友之妻他也要欺，还是乘人之危，多么不地道！不光如此，他装作亲吻小白正在吃奶的孩子而亲了小白妻的胸脯。得到了些许满足后，走出来，偏偏又碰上跟他一个德性的杨三镳子。杨三镳子拉着他要去为自己相好的小秀解决问题。小秀因为与杨三镳子不干不净被婆婆赶回家了。杨三镳子就让田成祥假扮成衙门里当差的，与地堡一起去恐吓小秀的婆婆。小秀的婆婆被吓坏了，他们从她那里还讹诈了一些钱后，兴高采烈地喝酒说笑。第二天，田成祥回到家时，父亲已经死了。而这个不孝儿子在办完丧事之后，更加肆无忌惮。他已经完全良心泯灭，不顾自己的发妻与儿子，整天在外无聊滋事。而成祥妻却是贤妻良母，朴实厚道能干，吃苦忍耐，是一个怨妇的形象。家里有这么好的一个妻子，田成祥却与妻子有着严重的隔膜，成祥妻无论如何努力也拢不住田成祥。田成祥对妻子是张嘴就骂抬手就打。

　　陈小白死后田成祥要把小白妻弄到手，却遇到了一个对手陈老仲。陈老仲是个地主，有地有钱有势力，他是一个贪婪好色狡诈阴险而又会算计的"老没够"。他也想把小白寡妇弄到手，但又不想蚀本。所以，他想出的办法就是以陈小白生前欠他的债为诱饵，诱惑威逼，紧攻猛打。但是，事情却坏在比他还要吝啬得多的儿子陈鸿业的手上。这小子可怕的是，他只爱财不爱色，视财如命。老子陈老仲为了博取孤独无助的小白寡妇的欢欣，把小白寡妇的地和自己的地一起收，答应收了麦子之后，按着地亩分给小白寡妇麦子。这样就解决了小白寡妇家没有劳力的问题。小白寡妇感激不尽。陈老仲这一招差一点就把小白寡妇争取过来。但是，不幸的是，田成祥和杨三镳子给陈老仲家的麦垛放了一把火，陈家损失不少。陈老仲的儿子陈鸿业就把那些烧焦的麦子都给了小白寡妇，这让寡妇非常气愤而又无奈，只有落泪的份，还能怎么样？谁让自己家里没有男人呢。这就给了田成祥接近她的机会，田成祥一改调戏妇女的流氓面孔，倾听她的哭诉，安慰这颗受伤的心，并无怨无悔地到她的地里帮助她。在小白寡妇最需要温暖的时候，田成祥给了她温暖与靠山。她对他的态度发生了本质的变化。

　　男人的雄性气味让小白寡妇动心了，这当然有田成祥对她的好，给他出的劳力，但是，更重要的是田成祥的年轻与虽有些流气却在流气之中带着的那点侠气，这是任何金钱都不可能产生的巨大吸力。这一点当局的竞争者陈老仲是无法感知也是无法理解的，他并不知道自己如何败给了田成祥。他以为有钱有地就可以征服女人，却没有想到被一个二流子击败。

　　从作品描写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一种同情感，甚至在某些地方作者对田成祥与小白寡妇的恋情给予了赞扬。特别是在写到田成祥翻墙进入小白寡妇家，两个人半推半就，情动心动的那一段描写美极了。女人的娇羞、男人有节制的进攻，两个人最终的结合，都让人觉得这两个人的关系已经超越了道德与伦理的束缚，去除了杂质，是精神与肉体的完美合一。如果去掉田成祥此前的恶行与他身有家室的现实，这场描写让人感受到的是神圣与美好。这说明作者对田成祥这个人物以及他与小白寡妇的关系存在着同情与赞扬成份。

　　现实的恶棍形象与精神的富足感，是作者给田成祥这个人物赋予的复杂而扁平形象的定位。

　　作品把中国农民身上的那些原罪：性、顽、奸、猾、狠都表露无遗，把他们身上的那些"蛮性"的遗存刻画得非常真实、深刻而形象。重要的是，作者一点也没有把人物进行简单的脸谱化的处理，而是把人物的丰富性、多重性都逼真地表现出来。

　　田成祥肯定不是作者要推崇的人物，但却也不是作者完全否定的人物，而是一个让人又恨又怜悯的复杂农民形象。他是个拈花惹草的二流子，他好色尚武，不仅有一个情妇二翠，还有其它的女人。更让人不齿的是，在他曾经的朋友陈小白重病其间与死后，他居然不是拔刀相助，而是乘人之危染指朋友之妻，最终得到了朋友之妻，这是第一个可恨的地方。第二，在外面拈花惹草也就罢了，还对自己的结发之妻拳打脚踢暴力相加，毫无情义，把一个好端端的家庭弄得破碎与分裂。

　　如果作者仅停留在对田成祥这个人物的谴责之中，这个人物就没有让人产生同情的可能。可贵的是，小说继续描写了田成祥与陈老仲这个农村恶霸的斗争。那么强大的一个势力，他也敢去挑战，这不仅需要武力而且还需要勇气。

　　此外，田成祥要到天津去告陈老仲的状没有告成，却到了大城市开了眼，这点燃了他的希望之火，也唤醒了他的自我麻醉的神经。他想，要是老子也阔起来了，你陈老仲不也得求我，你也得跟我低三下四地陪笑脸。到那个时候，哼！这样一来，他的梦也就开始了。虽然这只是一个空中楼阁，但他还是很快就付诸行动了。他低下了高贵的头颅，向李长庚去求情，要到他的买卖上去当个伙计。他的想法是，当了伙计就有机会去天津，到了天津就有机会去巴结一个阔洋人，只要巴结上了，那不一下就会阔起来了。那样自己就会挺起胸膛，把情人接到城里去，让她过上舒服的好日子。

　　田成祥那种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对未来的虚幻，使我们对这个人物产生了怜悯与同情。

　　陈老仲是个恶霸，作者也并没有把这个人物做简单化的处理，而是将这个人物当成一个真实的血肉性命而不是概念化的形象来写的。按理说，田成祥一个农民，再牛也不能把一个有钱有势力的他能怎么样。他怕什么呢？但是，他却有诸多的顾虑。他犹豫而又狡猾，做事思前想后，想妥了再去做。就在他要给田成祥一点教训的时候，他想到的是，要是把田成祥关起来，过一阵子出来了，他还不是更找我的麻烦？于是他就暗中抓田成祥没交兵差钱这事弄田成祥一下子，让巡警去找他的麻烦，不关我的事。这样出了问题，田成祥也没有什么好说的。这就把一个真实人物写出来了，地主也是人，他也不是无所顾虑。

　　这部小说，正如也肖所言："在结构方面，我们不能十分满意。有些地方写得太平淡呆板了，穿插的地方，也不很灵敏。一部大书，在结构上原是很难，而又很重要的。"[14]也存在在着显而易见的问题。

　　小说结构上存在的问题是，没有严格的按照这类小说应当、或者说必须遵守的基本规则去写。《幽僻的陈庄》的基本结构类型属于线性的，又可称为"流浪汉式小说"结构，即小说是围绕着一个主要人物，呈线型的推动下去。这类长篇小说的基本原则是，小说的叙事不能长时间的脱离主要人物，而这部小说却常常放弃主要人物田成祥去着力的铺设别的线索，甚至有时，过多的对旁枝侧翼发生兴趣，引导着故事走向岐途。

　　《幽僻的陈庄》是这个时代少见的优秀作品。在1935年的初版中，沈从文亲自给他写了题记，出版之后，罗烽、也肖等人都进行了评论，对这部作品的成就与问题都给予了客观的评价。这使这部作品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可惜的是，后来，这部作品极少被人提起，甚至连作者本人都有些忽视了。

　　与此同时，鲁迅在自己的日记中，也两次记录了王林的《幽僻的陈庄》这部小说。一次是1935年1月7日:"得俊闻所寄赠《幽僻的陈庄》一本。"[15]另一次是1935年4月22日:"午得王弢所寄赠《幽僻的陈庄》一本。"[16]另一个可惜是，鲁迅没有对这部小说发表只言片语的评论，这可能与他当时忙于《死魂灵》的翻译，以及左联诸事及他的身体正在变坏有关吧？

　　真正给王林带来荣誉与灾难的作品是《腹地》。《腹地》的经历可谓坎坷而奇特。

　　1942年，王林躲在地道里、在夹壁墙里、在"堡垒户"家里，用麻袋遮挡着室内的灯光，"当作遗嘱"创作了包括长篇小说《平原上》和《腹地》在内的作品。《平原上》毁于战火，而《腹地》成为那个艰苦环境下幸存下来的重要财富。如果说后来的王林受到了某种"主义"和清规戒律的影响话，这部《腹地》的创作却是在他连《讲话》都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写作的，因此这部作品也就显得弥足珍贵。这部用血的温情孕育出来的生命在1949年正式出版后立即获得人们的认可，很快再版，读着这部小说的人们，有的被小说中的人物所激励，有的被引到了文学的道路上。但是，不幸的是，这部小说的命运在最初的轰动之后，突然被《文艺报》发动的一场有关这部小说的批判运动而中断。批判者使用了具有杀伤力的语言与思想观，指出小说犯了"暴露黑暗"、"否定党的领导"等等错误，使王林从文学创作的颠峰突然坠落下来，从此一蹶不振。

　　但是，在内心，正是因为《腹地》是王林用生命与青春浇灌出的心血之作，因而，他对这部作品就更加的珍惜。一方面外界的批判时常让他心寒，但同时，批判却也悄然地改变了他曾经坚守的某些珍贵的认识，并且，批判的结果使王林最终认同了那些他本来不该认同的东西。修订过去的自我就成了一种自觉的选择。多年以后，"几乎等于重写"[17]的《腹地》出版的时候，虽然在某些方面对初版有一定的补足，但整体上看，"结果却是越改越糟。这真是一个悲剧！"[18]。

　　这部小说描写的是在战斗中负伤致残的"荣军"辛大刚从部队回乡后的生活及抗战的故事。小说中，辛大刚回乡后看到了已经行动起来的乡亲们，都在为抗战工作做着这样那样的事情，他爱上了活跃在剧团里的女孩白玉萼，虽然他犹豫过，但是在想清楚了自己是在谈恋爱而不是"乱搞"后，也就大胆地追求，大胆地表白自己。但是，身为村支部书记的范世荣却也对白玉萼垂涎，自己的老婆刚死，就开始向白玉萼的父亲恩威并施，并使他们认可了这个有着"前途"的未来女婿。没想到，鬼子一来这范世荣不但转眼不见了，后来居然还投了敌。五一大扫荡开始了，人民被动员起来抗击这场大规模的烧杀抢行动。辛大刚的特长发挥出来了，他带领着已经行动起来的农民拿起枪跟侵略者干起来。在战斗的生涯中，他与白玉萼的爱情也瓜熟蒂落。

　　这部小说，写得真实、生动、人性。辛大刚与白玉萼曲折而坎坷的爱情是这部小说贯穿的主线，这条线索将处于战火中的北方乡村的生活真实地再现出来。这里的革命干部，这里的群众都有血有肉地生存着。我们的干部队伍中有坚定者、勇敢者，有为革命而不怕流血牺牲者，但也有投机分子，也有见利忘义者，辛大刚与白玉萼的爱情是美好的，但也不那么一帆风顺--这一切都是生活的真实状态。王林以他独特而大胆的描写把这一切都重现了。

　　孙犁评价《腹地》："生活的丰富，是本书的最大特色。对于冀中抗战时期的农村生活异常的熟悉，写下一个伟大时代的风习，是本书的生命根源。"对这部小说的问题，孙犁给出的评价是："就整个结构上说，看这本书，很像吃一条肥美的鱼，头有点难啃，尾有些轻飘，沉着有力，具备丰富的生活性和感染力的，还是中间一段吧。""然而作者的习惯，是不注意文字的小节，所以有时不够洗炼，有时拉杂。写反‘扫荡'有些重复。是群众的生活，但有时写的可笑，减少了严肃性。"[19]这个批评是中肯而到位的，孙犁的意见显然是专业的，对于王林来说，也是非常及时的。

　　不过，王林对自己的创作也有着独到的见解，他在1946年5月31日写给戏剧家沙可夫的信里中说："我是对隐伏在农民心理中的旧意识旧作风与新意识新作风的斗争做为潜主题的"并且，因为听取了已经牺牲的诗人沈蔚的意见："他说我太有顾忌，太有些宣传性了。"因此"这样使我对一般宣传性的写法起了戒心。"这是非常清醒的认识，王林本来就没有照着"一般宣传性"[20]的东西去写，因此，也就达不到一些人所期待的与所要求的那种纯然的"革命"内容，但正是因为这种纯朴与自然的描写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个时代最真实的生存状态。

　　显然，《腹地》有其自身的问题，这些问题，早在1949年之前就已经有人提出来了。1946年张庚在读完了《腹地》之后，提出的具体意见中就有："从第一节到第六节，气魄大，以为全面写农村的建设，但辛大刚未参加其他工作，而在剧团中搞恋爱去了，总想找他斗争的而找不到。希望的不是这东西，而这东西偏偏多，恋爱部分特别多。""写小说的角度问题：不应这样写。冀中英勇斗争，如何胜利的？这村前后两支书皆坏蛋。其余的人，旧思想相当重，或和平共居，没有革命空气，令人不知光明何在？将黑暗不适当的夸大，看不着光明。""工农分子正确的少，知识分子--政工人员还正确"[21]

　　应当说这些意见都是出于朋友间的建设性评价，这样的意见张庚也有。甚至，后来发动了对《腹地》批判运动的陈企霞在1949年之前也提出过这样中肯公道的评论，认为《腹地》"肯定的说，在抗战中是了不起的东西，编《解放报》五年尚未见到的。"进而认为"后半部分，可以说接近伟大的作品的。"他同时还提出作品中的问题"不应告诉说共产党里有坏蛋，"[22]无论正确与否，这种意见对王林来说都是很需要的。但是到了1949年《腹地》正式出版以后，它的命运就变得不可思议。

　　《腹地》的问题究竟在哪里？我们以为，这部小说的最大问题还是结构与人物塑造的问题。这些问题应当说王林本人在1983年有过一次认识，他说这个最初版本"为了给这场伟大的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留下一点儿当事人的见证，我就守着洞口动起笔来，随时写随时藏在墙窟窿里，对于全书的结构和人物的考虑，是谈不到的。"[23]如果说，1985年被王林重新修订的那个版本有什么可取之处的话，那么，王林在结构方面的调整可以说是最大的成就。王林这个时候，是以一个专业作家的眼光看到了小说结构上的问题，从而在技巧上补足了最初版本的缺陷。但是，可惜的是，这个版本同时在小说的内容上却偏离了初版本的优长，而走上了一条岐途。

　　对王林打击最大、可以说导致了王林最终离开文学创作的就是在1947年还认为《腹地》"接近伟大作品"的《文艺报》的负责人陈企霞的批评。陈企霞在人们对刚刚出版的《腹地》一片赞扬声中，突然在1950年的《文艺报》上以罕见的超长的篇幅发表了《评王林的长篇小说〈腹地〉》一文，不仅给王林当头棒喝，将王林打击得不知所措，甚至，使王林从此背上了不轻的思想包袱。

　　陈企霞令人震惊地提出"我们不能不在这里指出，我们带着十二分惋惜，郑重地在这里指出，《腹地》这部长篇小说，在刻划作者所选择的英雄的人物形象上，在处理干部的关系从而反映农村内部的斗争上，在描写觉醒中的人民群众的风貌上，在深入描写党内斗争与党的领导上，这些内容的主要方面，无论从主题上说，从人物、题材、结构甚至语言上说，都存在着本质的重大缺点。这些缺点和小说全面地纠结在一起，并不是从属的或枝节的缺点。"陈企霞对一些具体的细节也进行了批判与指责，认为，作品中写辛大刚因遭到了困难而"怅惘"，"对于这样一个英雄，难道有这样描写的必要吗？"认为作品中所描写的辛大刚与白玉萼的恋情是"卑鄙的挑逗行为"，"将人物性格分割成甚么样子。"还指出"蜕化分子的优越感，竟大大压倒我们的英雄，......作者还给蜕化分子以批评村里工作的权利。""深入地在渲染英雄对人事得失的一种无原则的、十分难以理解的感慨"，"何等不切合辛大刚这个人物"，"这种对英雄的描写，是一片杂乱无章和分崩离析的景象"，结论是"无意地歪曲他们，从效果上污蔑他们。"[24]

　　这是多么严厉的批评！可以说，这是对《腹地》彻底的毁灭性的评价。

　　此篇批评一出就被一些人认为这是一篇"战斗性和尖锐的批评"，甚至，《文艺报》在此后，以"读者的意见"的方式称赞陈企霞的这篇文章"立刻受到各地读者热烈支持和欢迎。"由此，《腹地》成了众矢之的，《腹地》从此被蒙上一层层厚厚的尘垢，在"革命人民"的唾液声中王林所作出的任何辩解几乎都是苍白而无力的。

　　当然，不是所有人对陈企霞的说法都表示赞同的，就在王林的作品被批判得一塌糊涂的时候，1949年5月21日，作家康濯读完了《腹地》之后，激动地给王林写来一封信，信上说："花了两天时间，看完了大作《腹地》，我激动得不行！我拚命找黑暗，但找不着！我拚命找‘看不出人民力量'的东西，但人民力量都向我涌来！这样一个在炮火里出生的作家，写了那么一部有意义的东西，竟遭遇如此。难怪王林要发疯了。"[25]这是非常及时的支持，对于已经腹背受敌，在骤起的批判声浪中委屈而无力申辩的王林来说无疑是非常需要的，也是值得安慰的事、。但是，可惜的是，这样的声音却被更大的批判的噪音所吞没。

　　时隔6年以后，在陈企霞与丁玲一起被打成"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后，评论家侯金镜在《文艺报》上发表了反驳陈企霞观点的文章《试谈〈腹地〉的主要缺点以及企霞对它的批评》，指出："作者王林同志想把两种斗争紧紧地交织在一起去结构他的《腹地》：一方面用满腔热情歌颂冀中抗日根据地人民如火如荼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以及人民在这斗争中日益成长昂扬的战斗的英雄主义精神；一方面企图批判和抨击当时内部的一种新的黑暗势力--混入党的基层组织、村政权、团体，并且篡夺了领导权的投机、脱化分子的集团。"并通过"两种力量的变化与消长，显示根据地人民民主政权的团结与巩固"，"如果看不到作者的后一种意图，像企霞同志的评论那样，就无法理解王林同志为什么用那么多的篇幅，展开了对辛庄工作中的许多阴暗面的描写，也就无法正确公平地评价这部作品。"认为，王林的作品当然有其缺点，这个缺点是"作者没有很好地实现他的意图，《腹地》是一部没有经过认真地加工和锤炼的，不成熟，并且在主题的明确性和艺术的完整性上都存在着很大缺点的作品。"仅此而已，"原来企霞同志在研究作品的时候，不是把作品中所描写的生活整体和构成这整体的各种情节统一起来去考察，不是把作品中的人物放在作品的特定环境中去考察；不是从作者给作品规定的创造任务出发，从作品达到了还是没有达到这个任务的方面去考察，而是反其道而行，抛开作品的整体，抛开作者给作品规定的创造任务，把作品、人物都割成若干片断，然后孤立地、一段一段地去推敲、挑剔和指责。批评者在这里确实是创造了一种新的评点派的批评方法。"[26]侯金镜的这篇文章非常准确而尖锐地指出了《腹地》被错误地批评的实质，同时，也对《腹地》在文学创作上存在的实质性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与耙梳，可以说，这才是真正的文学批评而不是其它。

　　但是，这个公道有力的评价对于拯救《腹地》已经是太迟了。

　　　　四、"冀中的莫里哀"：从《打回老家去》到《家贼难防》

　　在小说创作进行的同时，王林的戏剧创作也获得了较大的丰收，这让他在文学的小说战场之外，开拓了一片新的创作天地。

　　王林抗战期间在戏剧方面的拓展使他为完成某些任务有了更加得心应手的方法。多年之后，戏剧家胡可说，在戏剧方面王林是我的老师呵，他为冀中活跃的话剧演出提供了不少的剧本，而这些剧作本身虽然有任务在身，却让我们感到一个个性作家在戏剧舞台上的某种复活，他的戏写出了那个时期少见的个性。

　　作为冀中火线剧社的第一任社长，在王林的戏剧创作中，独幕剧最突出，虽然这些剧作多数都是任务性的，但难能可贵的是，在完成这些任务的时候，他却能把一些独特的想法融入到作品中，达到了一定的艺术高度。在他文集中的十一部戏剧作品中，独幕剧占有重要的位置，十一部剧作中就有《打回老家去》（1936年）、《火山口上》（1936年）、《黎明》（1937年）、《活路》（1938年）、《警号》（1938年）、《老虎》（1938年）、《方式方法》（1941年）《死蝎子活毒》（1946年）八部是独幕剧，其它还有两部三幕剧《火把》（1938年）、《家贼难防》（1938年），一部梆子戏《亲骨肉》（1947年）。

　　王林对自己的创作保持着高度的警觉，他知道"为赶任务而写剧本，自然容易标语口号化。"但是"现实斗争中，对于紧迫的重大政治任务都要凝练地提出简明扼要的标语口号来，以便于广大群众记忆和身体力行。写剧本赶任务就是把这种当急之务的标语、口号，通过戏剧艺术形式变成形象和形体动作，供观众欣赏，也供观众模仿或鞭笞。"他的方法是"为赶任务而写剧本时，只是把这些形象集中，找出主要和次要的线索及其变化规律，最后指示出发展和解决的方向，使标语、口号从形象中来到形象中去。"[27]

　　他的剧作一人一事一剧，故事集中而紧凑，结构严谨，舞台效果好。

　　《打回老家去》讲述的是一位饱受亡国之苦的母亲，到国民党东北军寻找当兵的儿子高升的故事。剧作把这个故事凝聚在一个夜晚，两个已经有些觉悟，怀念乡土的士兵李贵、高升身上。他们正在值勤，排长巡察时嘱咐他们要提高警惕，防备着共党以各种方式打进来的密探们。排长走了之后，寒冷饥饿的高升的母亲出现了。她的出现唤醒了已经开始觉悟的士兵儿子。张排长出现，逼着两个士兵把这个被疑为共产党密探的老母亲处理掉，后来得知是高升母亲后，又决然地赶她离开。在高升与李贵、高母的说服下，张排长也觉悟了。这个剧作层层递进，故事虽然简单，但是，戏剧冲突与矛盾设置非常的精巧。

　　《火山口上》写得更精彩，表现一个为寻父而沦落他乡的女大学生梅丽英被国民党特务白天民欺骗，要帮助这个杀父仇人去毒害父亲的朋友东北军军官史果航。在替人害人的过程中才突然知晓了自己的父亲是被自己的"情人"白天民所害，于是与史果航一起将特务消灭，这时东北军与西北军的爱国官兵也起来了。剧作结构讲究，故事张驰相宜，步步推进，悬念丛生，让梅丽英这个人物深深地爱上害死父亲的特务，而后再让她从事实中觉醒。她的觉醒一方面衬托着特务的阴险与凶残，另一方面也突出了史果航这个人物的形象。这个剧作所塑造的人物血肉丰满，没有以脸谱化的方式去描绘。

　　王林作品的现实性很强，他常常把刚刚发生的事件写入自己的剧作中，这当然有他的"任务"的因素，但是，也从另一个方面也表明了王林对于现实题材的敏感性。这使他的作品不仅及时地配合了政治宣传，同时向观众及时地展示各类人物的行动，揭示真相，刻画人物。《黎明》就及时地把刚刚发生的西安事变及时地搬上了舞台。这是一部最早描写西安事变的作品，他直接写了蒋介石、张学良等人物在事变中的表现及行动，及时把事变以戏剧的方式向世人公布。

　　王林的戏剧作品除了结构讲究、故事紧凑外，在语言上也非常有特色。他的剧作根据主要在是在冀中一带表演的特点，使用了纯朴的当地语言，因此他的剧作演一部成功一部，因为舞台上的语言与现实生活中的语言没有隔膜，观众的热情极高。

　　　　五、不能被遗忘：王林研究的现实问题

　　王林的被遗忘是个偶然，因为陈企霞于1950年飞来的一刀，让他基本上终止了文学创作。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王林的被遗忘或许也是一种必然。自从他知道并认真地学习了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上的讲话》之后，这种必然就已经悄然地开始了。

　　有人说，王林《腹地》被批是一件坏事，但同时也是一件好事，它让我们看到了这部写于王林学习《讲话》之前的好作品。如果，这部书写在《讲话》之后，那将不会是这样的结果。这话似乎一语中的。

　　不仅是王林，解放区的许多作家都有这样一个问题，他们被有意或无意的忽略与淡忘，一方面可能来自于学术的偏颇与杂念，另一方面，作家的自觉与不自觉向非文学因素的倾斜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我的意思是，王林在文学上的几乎被忘却，客观的显性原因当然是他的被批判，是《文艺报》、陈企霞所发动的批判运动造成的。但是，潜性的原因却是他内心的屈从，真心的忏悔与自渎，看一看王林写于文革时期数量较多的检讨书就能清楚的发现，他从一开始的有些不解、疑惑，到后来真诚的认错与忏悔，他的内心经历了一个彻底清洗的过程，这个过程于酸酸的痛楚开始，逐渐变成了一种愉悦的自觉。

　　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对时代与环境的某种不妥协才可能造就他文学独特性的存在，完全的屈从换来了肉身的解放，而灵魂往往被囚禁于这巨大的坚不可摧的语境中不能脱身。表面上看来，他在一段时间内完成了一个脱胎换骨的蜕变过程，但是，这其实是对一个作家立场放弃的过程。这个过程相当残忍与无奈。作家的放弃与出离源自于某种被动，却终结于自觉的认同，这多少显得有些不可思议。

　　虽然，接触到《讲话》以后，王林写过不少的作品，但是，相对于他早期的创作来说，却是意义不相同的两个状态。一个是为文学的，一个是夹杂了更多的政治倾向性的精神诉求。哪一个更具价值，这不需要做更多的分析就可以得出妥当结论的。能够得到沈从文首肯的那些东西与后来的东西相比，的确是不可同日而语。

　　恰恰因为有了王林前期的暴发，有了王林精彩的出场，因此，他是不可被遗忘的。仅他已有的这些作品，已经构成了不可小视的文学遗产，我们已经没有任何理由拒绝这一已经落满了灰尘的册页。现在，这曾经被尘封的画面正在被一卷卷打开，它将给我们展现出一个新的世界。

[1] 沈从文：《幽僻的陈庄·题记》，《王林文集·1》，解放军出版社，2009年5月，3页。

[2] 沈从文：《幽僻的陈庄·题记》，《王林文集·1》，解放军出版社，2009年5月，1页。

[3] 臧克家：《悲愤满怀苦吟诗》，《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3期。

[4] 《岁暮》发表于1932年12月1日出版的《现代》杂志第2卷第2期上。

[5] 沈从文：《幽僻的陈庄·题记》，《王林文集·1》，解放军出版社，2009年5月，2页。

[6] 王林：《怀臣的胡琴》，《王林文集·3》，解放军出版社，2009年5月，58页。

[7] 沈从文：《幽僻的陈庄·题记》，《王林文集·1》，解放军出版社，2009年5月，2页。

[8] 冉淮舟：《孙犁三讲》，《平原文学论稿》，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10月， 211页

[9] 王林：《十八匹战马》，《王林文集·3》，解放军出版社，2009年5月，169页。

[10] 以上均引自王林的《十八匹战马》，《王林文集·3》，解放军出版社，2009年5月。

[11] 王端阳：《关于＜十八匹战马＞的结尾》，《王林文集·3》，解放军出版社，2009年5月，182页。

[12] 1935年8月25日《清华周刊》第43卷第11期

[13] 彭勃（罗烽）：《评＜幽僻的陈庄＞》，《王林文集第1卷》，解放军出版社，2009年5月，1页。

[14] 也肖：评《幽僻的陈庄》，1935年8月25日《清华周刊》第43卷第11期

[15] 鲁迅：《鲁迅日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7月，936页

[16] 鲁迅：《鲁迅日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7月，950页

[17] 王林：《腹地·后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5年8月版，477页

[18] 王端阳：《腹地·后记》，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8月，366页

[19] 孙犁：《＜腹地＞短评》，《腹地》，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8月，8页。

[20] 19946年5月31日王林写给沙可夫的信，《＜腹地＞备忘录》，内部印刷，2008年，1页。

[21] 1946年，《张庚同志对小说＜腹地＞的意见》，《＜腹地＞备忘录》，内部印刷，2008年，2页

[22] 1947年1月5日，《陈企霞同志对＜腹地＞的意见》，《＜腹地＞备忘录》，内部印刷，2008年，3页

[23] 王林：《腹地·后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477页。

[24] 1950年《文艺报》27期、28期

[25] 1949年5月21日康濯给王林的信，《＜腹地＞备忘录》，内部印刷，2008年，5页

[26] 1956年9月30日《文艺报》第18期

[27] 王林《我怎样学习写话剧的》，《王林文集·4》，解放军出版社，2009年5月，285页。

王林——冀中抗战文化的领军人物（转载）

wangduanyang — Wed, 27 January 2010 11:23:51 +0800

　　刘绳曾任解放军出版社社长，八十年代初，采访过王林。

王林——冀中抗战文化的领军人物

刘绳

　　今天，我们在这里庄重集会，纪念敬爱的王林同志百年诞辰和座谈《王林文集》的出版意义，使我又忆起王林同志忠厚长者的形象、浓重朴实的乡音、平易亲切的微笑和充满冀中乡土气息和一代抗战风烟的不朽佳作。

　　多年来，在淮舟同志的带动下，我参与了对冀中抗战和冀中文学的寻访研究、资料搜集、文字整理、写作著述的工作。在淮舟同志和我共同写作的几部关于冀中抗战和冀中文学的书稿中，我们一直是把王林同志作为冀中抗战文化战线的领军人物来赞誉的。

　　历史铭记着王林同志的丰功。称王林同志是冀中抗战文化的领军人物，这是历史的事实，这是我们寻访当事人的共识，这是我们学习研究冀中抗战文献的一个成果，也是这次完整系统地通读了《王林文集》，通过他的所记、所写、所录、所感，重新再现王林同志在抗战岁月叱咤风云的伟业，所得的结论。王林同志作为冀中抗战文化的领军人物，他的建树，他的才华，他的精神，他的追求，已经铭刻在冀中抗战的丰碑之上。

　　一、王林同志是冀中抗战文化战线的举旗者，或称领导者

　　风起云涌的冀中抗战，有政治、军事、文化几条战线。王林同志在冀中党政军的领导下，挺身而出，勇挑重担，担当抗战文化战线的主要领导人，出任在当时影响广泛的冀中文建会副主任、冀中文协主任、火线剧社第一任社长等等诸多职务，责无旁贷地举起抗战文化的大旗。他组织队伍，广召冀中本地和平津保老奸巨猾的乡村教师、青年学生、民间艺人，组成广泛的抗日宣传大军；他开创阵地，办刊物、办报纸、办剧团，开办训练班，培训抗日文化骨干；他率先垂范，编剧导戏，讲演教歌，著文诵诗，深入乡野，白天夜晚，宣传鼓动，奔波的身影留在平原腹地的田间村头。

　　冀中作为敌后第一个平原抗日根据地，军事斗争堪称世界反侵略战争史的奇观，机时红红火火的冀中抗战文化，同样独树一帜，史无前例。王林同志作为抗战文化的举旗者，作为这条战线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建树非凡，功不可没。

　　二、王林同志是冀中抗战群众文化活动的组织者，或称开拓者

　　八年抗战，冀中抗日根据地曾举办过四次规模宏大的群众抗日写作运动。即1941年的《冀中一日》写作运动、1943年的《伟大的一年间》写作运动，1944年的《伟大的两年间》写作运动和1945年的《抗战八年》写作运动。在空前残酷的战争环境中，发动几千、几万民众提笔写作，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奇迹！而四次写作运动的具体组织者，或称策划者，就是王林同志。

　　特别是《冀中一日》写作运动，虽然最初是程子华、吕正操两位首长提议的，但组织策划、发动群众、收稿汇稿、编辑完成，却是由王林同志牵头进行的。《冀中一日》写作，村村发动，户户参加，男女老少齐上阵，不识字的老头、老太让人代笔，经过层层筛选，再加上敌伪"扫荡"中损失的不计，最后集中到王林他们编委会的尚有五万篇之多。王林他们用大车拉着打游击，背着口袋来选稿，这种写作壮观在古今中外战争史上都没有过。

　　《冀中一日》写作运动的伟大意义远远超过写作本身的范畴；它是一场深入人心的抗战动员；它是平原人民同仇敌忾的战斗誓师；它是不屈的中华儿女向日本强盗的英勇示威。这次写作运动的收获和影响，在之后不久到来的反"五一大扫荡"斗争中充分显示出来。冀中人民在疯狂的敌人面前表现得那样坚定勇敢，与《冀中一日》写作运动的广泛发动、深入宣传、全民参与、烙印极深有着直接的关系。

　　王林同志在抗日战争中，出色地参与和组织四次声势浩大的群众写作运动，并主编完成一代文献，称他为"冀中抗战群众文化的开拓者"，当之无愧。

　　三、王林同志是冀中抗战斗争第一线的战斗者，或称坚持者

　　抗战期间，王林同志虽然主要从事抗战文化工作，但他首先是一位英勇的抗日战士，他出没于战争之中，转战反"扫荡"征程，埋伏于青纱帐间，隐身于地道里。八年艰苦岁月，他始终未离开冀中土地，一直同受苦受难、宁死不屈的冀中父老乡亲坚持在一起。尤其是残酷的"五一大扫荡"中，冀中党政军民团体干部大部分要转移至太行山区，王林属于转移之列。面对敌伪碉堡如林、公路如网、"无村不带孝，处处冒狼烟"的恐怖局面，王林坚决要求留在冀中坚持斗争，他向负责干部转移工作的冀中党委周小舟同志要求："我要留下来，作这段历史的见证人和战斗员。请组织相信，冀中最后留下一个干部，那就是王林！最后剩下一个老百姓，那就是王林！日本鬼子要搞‘三光'，只要王林活着，冀中就不能算‘光'！"王林同志视死如归的无畏精神得到了回报，他作为一个例外，被批准留在敌占区。那是一段无比艰苦的斗争生活，日寇天天"扫荡"清剿，四野枪声不断。王林随时准备牺牲，少数留在平原的同志流传这样一句口头语："端起饭碗，还不知这顿饭能不能吃完。"在那段黑暗的日月里，王林和他的战友们掩护在"堡垒户"家中，发动群众，恢复组织，袭击敌人，惩办汉奸，在硝烟战火中坚持斗争，表现了一个抗日战士坚强的意志和必胜的信念。

　　四、王林同志是冀中抗战文学红色经典的先行者，或称首创者

　　反映冀中抗日斗争的文学艺术作品，有一批被称为"红色经典"的不朽佳作。这批作品中，问世最早的就是王林同志三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腹地》，它动笔于1942年冬，定稿于1943年夏，写于堡垒户的地道口上和黑洞里的油灯下。这是一部真正用生命和热血写成的书，常常是动笔不久，"扫荡"的鬼子进村了，王林立刻放下笔握起枪，准备与敌拼杀。他把写作《腹地》作为对敌寇暴行的记录，作为冀中人民战胜黑暗和苦难的信心表达。他曾经回忆说：每次写作，就像留下遗嘱一样。

　　这部奇特环境下写作的大书，在文学艺术上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著名作家孙犁同志赞誉它"是一幅伟大的民族苦难图"，"是对冀中人民的一首庄严丰富的颂歌"，它"写下了一个伟大时代的风习"。

　　还应提及的是，王林同志关于冀中抗战的经典之作，还有像《十八匹战马》等若干短篇，在冀中文学宝库中长久地闪着光泽。

　　五、王林同志是冀中抗战救亡戏剧的播种者，或称传播者

　　抗战期间，王林曾有"冀中莫里哀"之称，他对冀中抗战戏剧的贡献起码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以他任社长的火线剧社为示范，如同老母鸡孵小鸡一样，带动、辅导、培养了平原大地一大批村剧团，最盛时期要达到一千七百多个。二是多产多演，创作了多个演出剧本，大部取材于真人真事，演出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三是"话剧地方化"，他提倡写农民戏，演农民戏，不要耽心有人说我们"满脑袋高粱花子"，把舶来品话剧改革成冀中群众喜闻乐见的表演形式。张学新同志几年前在一篇文章中说："中国现代戏剧史会记下王林的名字"，这个评价准确中肯。

　　《王林文集》经过端阳同志多年搜集、寻觅、整理、校正，由资深编辑兰草同志担当责编，在新中国六十华诞前夕，经解放军出版社出版，意义不同寻常。对于端阳同志所做的工作，魏巍同志曾经动情地称赞："王林有个好儿子"。的确，没有端阳同志长期的努力，《王林文集》就很难以这样壮观的阵容问世，王林同志的一批续作就可能被埋没，王林同志在冀中抗战历史特别是抗战文化史上的地位就可能被忽视。

　　热烈祝贺《王林文集》的出版！

　　冀中抗战的光荣史册上将会长久地记载着王林同志的功绩！

2009年11月4日

闪耀着战争与人性光芒的铁血军魂　（转载）

wangduanyang — Tue, 26 January 2010 09:45:04 +0800

　　这是兰草在纪念王林百年诞辰座谈会上的发言全文。此文已发在兰草的博客里，在此备个案，以备查阅方便。特别要说明的是，兰草是《王林文集》的责任编辑，三年来付出了很多心血，也遇到了局外人想不到的难言之处。再次表示感谢！

目睹冀中抗日军民战斗生活的英雄传奇

记录冀中抗日军民悲壮事迹的战争故事

闪耀着战争与人性光芒的铁血军魂

兰草

　　我非常骄傲和荣幸地成为《王林文集》这套丛书的责任编辑。非常感谢王林之子王端阳老师和天津作协对我的信任和支持。使我能在第一时间里，重新认识和学习王林前辈的作品，并从中感悟这位在我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有着重要位置的作家作品的艺术光辉。

一、《王林文集》的文学价值

　　王林，是一位献身文学事业长达半个多世纪，在我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位重要作家。上世纪30年代出版的长篇小说《幽僻的陈庄》，受到沈从文先生的推重；抗战期间，在环境残酷的冀中平原地道里，写下作为遗嘱的长篇小说《腹地》，其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更趋成熟。但由于"左"的文艺政策，《腹地》在新中国成立不久即遭到毁灭性的批判。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这位我们不太熟悉的作家和他作品的艺术光辉，才逐渐显现出来。

　　作为这套书的责任编辑，我要说的是，《王林文集》是一套了不起、有价值的好书。是我们抗战情结的另一种鲜活表达方式。

　　《王林文集》共计七卷：第一卷，长篇小说《幽僻的陈庄》；第二卷，长篇小说《腹地》；第三卷，中短篇小说集《十八匹战马》；第四卷，抗战剧作《火山口上》；第五卷，《抗战日记》；第六卷，长篇小说《叱咤风云》；第七卷，散文集《播种》。

　　文集各卷，分类编年，文章的排列以文尾所署时间或发表先后为序，时间不明者则推定大体写作时间编入。散文、特写卷略有变通，同一题材虽非一时之作，今则集中顺排，中间不置他文。各卷卷首或卷末，酌情附录了若干相关的评论文章，以供读者和研究者参阅。

　　《王林文集》的编辑出版，得到了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和天津市作家协会的大力支持，张学新、冉淮舟和王端阳同志自始至终参与工作。《王林文集》的七部书稿，均经过天津作协审阅。我只是在编辑排版过程中，作了版本体例的统一，修订了老版本录入后的繁简体错别字。尽可能地保持了作品的原貌，也尽可能地保持了许多王林小说中独有的冀中一带土语和语言风格。比如说"圪就"，你非要给人家改成"蹲着"，那就不是王林了。

　　忠实于1949年的版本，是《腹地》这本书最大的特点和亮点。我们现在选用就是1949年此书原汁原味的最初版本。

　　在残酷的"五一大扫荡"（1942年）之前，冀中军区领导机关及八路军主力部队都跳出冀中，进入太行山。临行前，冀中军区领导曾让王林一起走，而他却说他要反映冀中人民的抗战壮举，一定要有亲身的感受，不能写的时候再回来采访，所以他坚持留了下来。

　　在"五一大扫荡"抗战最残酷的环境中，王林在冀中地道里、堡垒户家写下了《腹地》。长篇小说《腹地》1949年的版本，是由天津新华书店出版的。随着不断的政治运动，王林不得不接受现实，并不断地"改造"自己。他也曾努力去学习那种"三突出"的创作方法......经过30多年的修改，1985年《腹地》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再版。但是，85年的版本，"三突出"、"高大全"的影子充斥全书，这也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特点。

　　我断定王林改写85年版的《腹地》时是不定多么的痛苦呢。痛苦也不得已而为之，是时代的悲哀，险些断送了王林的一世英名。

　　历史在我们不经意间就那么过去了。历史是我们一代代人走过的足迹。现在，再回过头来对比49年和85年两个版本的《腹地》的优劣也是没意思的。再去看当年的陈、侯论战也多了许多酸楚。

　　当时，我在编辑过程中，除了正文部分外，前言后记中，只保留了孙梨与吕正操的序文，而将精彩的厚达80页的关于"批判"王林和王林在历年来写下的检查部分，果断删节掉了。我社三审的意见认为：附录中的几篇文章，时代痕迹很浓，又涉及到一些人和事，最好不用。我们此书承担的只是出一本单纯的革命历史小说，不承载其他延伸出来的复杂东西。

　　但是，端阳兄，在2007年《腹地》出版单行本的同时，就果断地将被我们删节掉的精彩部分，装订了一个叫《腹地备忘录》的小册子，另行发放，供研究者学习。他将王林日记中有关《腹地》的摘抄，王林的四篇检查，以及陈企霞、侯金镜的批评文章，一并收入。许多读者惊叹，其实，最有价值的是这部分只能在民间转悠的东西。

　　我倒是认为：读者看到《腹地》1949年的版本，就是幸事。至于历史上功过成败，还是由读者用良知去评价吧。

　　能在今天的社会环境中，推出一部忠实于50年前的原版长篇小说，这本身就是我们社会的进步和我们的收获。我觉得应该感谢我所在的单位和组织。

　　当然，我们并不能指望，这部曾在1949年出版、但已经淹没在中国文学史之外好几十年的小说，会在2009今天再版后出现狂购奇迹。我们不一定强求人家正在时尚、正在喜欢小资情调的时候，突然来一下子与土八路有关、与土了八几的农民有关的小说，让人家放下手中的咖啡与美酒，面对血腥的战争情境、以及小说主人公和乡亲们被鬼子追着跑的灰头土脸，打扰人家香喷喷的有品位的美梦。

　　毕竟，曾是红色八路的王林和以写红色八路和农村农民见长的王林，并没要求我们后人非要怎么做？既然如此，那我们还说什么呢？

　　与时俱进的时代早已经不是我们每个所希望的那个样子了。

二、王林不应该被中国文学遗忘

　　应该说，我是读着王林的小说，开始走进王林心灵的。此前，除了20年前我听冉淮舟老师讲过《十八匹战马》之外，我对王林前辈一无所知。一个1949年小说一出来，就屡遭"批判"的战地小说家，被当作宣传"人性"，宣扬自然主义的靶子，罪名或借口就是说王林"把解放区的老百姓觉悟写的那么低"，王林被打入冷宫和被人遗忘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谁说文人不害人？谁说文人不骂人？害人和你笑，骂人不带脏字。"文明"着呐。害人骂人也分三种情况。一是，形势所迫不得不树个反面人物；二是天性就不是好鸟，喜欢害人；三是本是无意，好人做错事，错杀良民。

　　但是，今天早已经不是昨天了。今天的历史，正在越来越清晰地告诉我们：王林不应该被中国文学遗忘。

　　在抗日战争最残酷的1942年～1943年，王林在冀中抗日"堡垒户"的家里，夜间用麻袋遮住了屋子里的灯光，写下了这部《腹地》。王林的长篇小说《腹地》取材于冀中抗日军民的战斗生活，是一部新英雄传奇。

　　可以说，《腹地》是中国第一部在抗战正在进行的时候，艰难完成的描写抗战历程的长篇小说。他能在艰苦的抗战环境中写出这样一部作品着实不易。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有多少人可以在战争正在进行的状态下，进行和完成过如此强大的即时写作呢？

　　王林写作《腹地》的时候，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没有过任何参照和借鉴。没有同代人描写革命战争的经验可以遵循。只是那么多的艰苦而感人的生活向作者涌来，激励作者迅速地把这时代的面貌加以记录。这是一个艰难的、创造性的伟大纪实尝试。

　　他不是那种揣摩着"上级批示精神"写作的写手，但凭着他对红色根据地的天然定位和对根据地军民的必胜的信念以及对党对革命事业的坚定，在他的作品字里行间，无不闪烁着革命英雄主义的光芒。

　　他写作时的身份是让后辈望尘莫及的。王林其实一直是有机会成为一位主管文化口的八路官员的，但他全部放弃了。他要写作，他要在战争进行中高歌，他就必须要选择在"五一"大扫荡的残酷环境下，躲藏在堡垒户家的地洞里，龙蛇走笔地写下一个真实的冀中，端的了得啊。这才是中国文人的铮铮铁骨。

　　编过、看过49年版的《腹地》全书，我被这部作品深深地震撼，并对王林前辈充满了敬意！

　　中国军事文学不能没有王林。

　　王林是位了不起的战地军旅作家。

　　他是在战争正在进行的状态下，进行如此强大的"即时写作"的第一人。

三、抗战日记还原了真实冀中

　　王林是位了不起的战地军旅作家。

　　与《腹地》一样，《抗战日记》更是不可多得的好书。王林《抗战日记》的历史价值，就是写出了一个战争状态下的真实的冀中。作者自始至终亲身经历了抗战过程，真正写出了冀中人民的生活的战斗的情绪。

　　王林的《抗战日记》虽然不是小说，但他详细地记下了他所看到和经历的一切。记述了冀中抗日军民的战斗生活，还原了他所目睹的发生在冀中的一些历史事件和冀中人民抗日的悲壮事迹。是一部难得一见的战争期间写下的真实日记，是一幅冀中人民英勇抗战的活的画卷。

　　本书选取了作者在1937、1938、1939、1940和1944、1945年间写下的《日记》。虽然1941、1942、1943年的日记全部遗失，但整部日记仍不失真实生动，富于史料价值的特色。这些日记，用新的视角、完整的史料、详实的文字和不可复制的细节，展现了在抗日战争最残酷的时候，他所看到的一切。

　　王林是衡水人，和当地的老乡有着一种天然的血肉联系。再加上他从30年代起就开始了文学创作，他是有意识地把他所看到的一切，都当作今后创作的素材记录了下来。除了事件，还有每个人的音容笑貌，看后令人如临其境。这为后人研究冀中抗战和冀中文化，提供了第一手鲜活的历史资料。

　　值得一提的是，民间收藏家刘钢，带来了民间收藏家国槐同志收藏了多年的王林《抗战日记》的手稿，让我们有机会领略王林原版日记的风采。

　　由于他和冀中区党委书记黄敬的特殊关系（他是黄敬的入党介绍人），他同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政委程子华、政治部主任孙志远、还有周小舟等等都很熟，正如吕正操所说："余及黄敬、孙志远每与王林相聚，总是谈笑风生，别有情致。"与冀中的文化人如孙犁、梁斌、崔巍、汪洋更是朝夕相处。

　　在"五一"大扫荡的残酷环境下，大部队全转移了，可他不走。他要坚持在冀中腹地，战斗在敌人心脏。他要的就是在战争中体味，在战争中亲自经历的氛围和环境。为的就是不在以后相对平和的日子里，再去回味和胡编昨天的战争状态。王林不是靠以后回味和回忆，而是就在"五一"大扫荡的残酷环境下生存和记录。他记录下来的抗战日记，历史价值巨大。

　　也许，受历史认知的局限，他的记录并不完美，但这并不重要。他的缺陷，也挡不住他对历史的认真记录。仅此一点，就非常了不起。我觉得，日后那么多马后炮和看风使舵的写手，是没资格对他品头论足的。

　　我们随便找出一部我们耳熟能详的军事文学中的战争小说，哪一个不是远离战争状态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后，才去动笔？今天，经历过战争的人就更少了。你可以说，他们编的挺像的，但绝对不是真的，人的生存状态和心态不对。靠别人回忆、听说，然后瞎编历史是今天作家的短肋。今天亽抗洪抢险、抗震救灾等国家大事，作家们深入第一线的路子，王林早在70年前就玩过了。他坚持在1942年"五一大扫荡"的残酷环境下，写出了《腹地》。他是在战火中"即时写作"的第一人。

四、王林作品中的主角是中国农民

　　王林作品中的中国农民是主角，这应该没有争议。王林作品的核心也是要表现农村基本的生存状态。由于他和农民的血肉联系，他写农民是最拿手的。这对一个乡土作家是极为难得的。他的笔下，写了许多普通的冀中农民，他们可能怕死，可能偷生，可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甚至带有民族的劣根性。但是，冀中百姓的喜怒哀乐和他们的民心向背，才是最终决定了抗战最后胜利的关键所在。

　　在《王林文集》中，写于1934年，出版于1935年1月1日的长篇小说《幽僻的陈庄》，深受沈从文的赞赏。应该说这本书是70年后的再次面世，具有极高的文学史价值，填补了王林作品研究的空白，也为后人研究和关注王林作品的，提供了最直接的范本。

　　《幽僻的陈庄》篇章中所表达的那种泥土气息，那种中国农村的厚重林野气息，正是沈从文所推重的。所以，沈从文才说他的作品"在题材的繁重和分量的巨大上都是破格的。"

　　作者在这部作品里，所展开中国农村的全部，他们开始就面对着生活的全部，而且常常是倾注在那决定历史运命的一群人物上。这不是一件小事，这里蕴藏着雄厚的基本的力量，正在把中国文学推向一条应走的大路。我们看到在作者的笔下"古旧的中国"怎样崩溃下来，新型的农民和新的农村是怎样发展来的？

　　表现中国农村"雄厚的基本的力量"--农民，是王林自觉遵守的目标和王林作品的核心价值。

　　真实细腻的自然主义手法是贯穿王林作品的灵魂，这在长篇小说《腹地》中表现犹为突出。

　　王林不仅在《腹地》作品中，塑造了荣誉军人辛大刚（他在主力部队当过副连长、负伤后回到村里养伤）的英雄形象，也写了一个蜕化变质的村党支部书记。作者一方面满腔热情地歌颂着冀中抗日根据地人民如火如荼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以及人民在这斗争中日益成长昂扬的、战斗的英雄主义精神；另一方面也批判和抨击了当时根据地内部的一种新的黑暗势力--混进党的基层组织、村政权、团体，并且篡夺了领导权的投机、蜕化分子的集团；并通过农村基本群众中的先进分子与这种黑暗势力，争夺农村领导权的斗争。在反"扫荡"的考验中，这两种力量的变化和消长，显示了根据地人民民主政权的团结和巩固。

　　鬼子占我们的领土，是要杀人放火的，是要霸占我良家妇女的，是要掠夺我们的资源的。武装到牙齿的鬼子，端着三八大盖儿上来了。今天，谁要是说在敌占区、游击区环境下的老百姓，在鬼子和伪军面前，个个都大义凛然，对鬼子怒目相视，那可就太胡说八道了。

　　农民胆小是自然的，因为他们暂时还没有能力或没有被组织起来反抗；

　　农民害怕是正常的，鬼子的"五一大扫荡"是地毯式地推进的；

　　农民逃跑是必须的，鬼子在村子里是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

　　农民觉醒是肯定的，抗日军民的团结是我们胜利反攻的基础。

　　农民中成长起来的八路和八路中的农民英雄是有缺点的。

　　英雄不可能是高大全。英雄就生活在我们的行列中。

　　英雄就是要给百姓们精神快要崩溃的时候，壮一下胆子的。

　　英雄是在普通平民百姓众动摇、徘徊、麻木、顺服的时候，他的意志总是比常人稍稍坚定那么一点点的。是二杆子式地一声呐喊："乡亲们，我们和鬼子拼了。""乡亲们，我们不能等死，大家顺着南沟跑啊。" 这才是真正的英雄和普通的实实在在的人。

　　也许，正是因为王林在《腹地》中写得太真实、"太黑暗"了，按当时的文艺批评的标准，才被一些人批评为"自然主义"，以至被中国文学冷落了50多年。这无论对王林，还是对后来者，都是不公平的。

五、读解和反思抗日战争的重要一笔

　　我们注定是要在和平年代里，强迫自己沉静在战争氛围中，才可以走进冀中那片热土的。读完《王林文集》之后，我们都会对这部作品有新的认识。

　　王林亲历了西安事变全过程。他的《火山口上》和《叱咤风云》都是以西安"双十二事变"为背景创作的。

　　《火山口上》收集了作者在抗战前后写的11个剧本。"九一八"后，为了鼓舞国人抗战士气坚定与日军血战的决心，王林写了大批剧本。这些剧本都曾在当时斗争的第一线演出过，取得了意料不到的效果，在当时有着很大的教育意义。

　　《叱咤风云》是一部反映西安事变的历史小说。作者以亲身经历为基础，运用丰富的史料，对当年那种风云变幻的描写，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这是一首歌颂中国共产党人和爱国军民为了挽救国家民族危亡不惜赴汤蹈火的赞歌。

　　《十八匹战马》一书中，收集了王林写于1936年～1980年间的中短篇小说29篇。作品以《十八匹战马》为代表，满腔热情地歌颂着冀中抗日根据地人民如火如荼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以及人民在这斗争中日益成长昂扬的战斗的英雄主义精神。作品勾画了一幅冀中人民英勇抗战的活的图卷。

　　在《十八匹战马》中，所透射出来的闪耀着战争与人性光芒的篇章，那种铁血军魂的神韵，那种令人荡气回肠的细节，为他所营造的意境，编织起一朵朵金星般的光环。显然，读解和反思伟大的抗日战争的第一笔，当属于他。这部小说，应该是读解和反思伟大的抗日战争的重要一笔，也是反映二战中国战区最为经典的力作。

　　总之，《王林文集》是一套不可多得的好书。

　　所以，《王林文集》的价值就在于它在文学史、特别是军事文学史上的地位。相信它会让人们打开良心的窗口。

　　　　　　　　　　　　　　　　　　　　2009年10月23日初稿于平安里

　　　　　　　　　　　　　　　　　　　　2009年11月3日定稿于北太平庄

卖菜的说吃不起菜

wangduanyang — Mon, 25 January 2010 14:26:11 +0800

今天上午我去早市买菜……

今天上午我去早市买菜，在卖芹菜的摊前问道：“芹菜怎么卖？”

女摊主回答：“两块钱一斤。”

这时旁边一位买菜的老头接过话茬：“现在菜价太贵了！”

我说：“没办法，家里有老人，再贵也得吃呀！”于是挑了一根芹菜。

在找钱的时候，女摊主突然笑着对我说：“别看我卖菜，在家里我也吃不起呀？”

我心里突然像堵了什么东西。

接下来我买了大白菜（1元2角/斤），韭菜（4元/斤），红薯（5元/3斤），洋白菜（2元/斤），姜（6元/斤），藕（3元5角/斤）等，本来还想买菠菜，一问4元一斤，犹豫了一下，心里说下次再买吧，就走了。

回来一直在想这事，似乎有点不吐不快，那就发篇博文吧！

立德，立功，而后立言　（转载）

wangduanyang — Sun, 24 January 2010 13:57:12 +0800

这是黄桂元在纪念王林百年诞辰座谈会上的发言全文。黄桂元现为天津《文学自由谈》杂志副主编。

立德，立功，而后立言

——作家王林精神遗产的意义重估

黄桂元

新中国文学步入一个"甲子"的公元2009年，也正是作家王林的百岁诞辰之际。拂去岁月的浮尘，随着一重要批材料的披露，一个更真实、更立体的王林开始清晰地显影，王林的生平与创作也呈现出了不应被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忘却和漠视的特殊意义。这意味着，历史有必要，也有责任重新认识和进一步发掘王林精神遗产的价值和意义。"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通过这种研究和重估，我们会发现王林的"内存"惊人地丰富，它隐匿在并不太远的岁月深处，却被中国现、当代文坛忽略得太久。

　　还是在1984年王林逝世不久，已故作家、文艺理论家、前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鲍昌就曾对王林的一生有过一段"盖棺"评价："他是古人所说‘立德、立功'而后‘立言'的范例，是值得尊敬的文学前辈。"此言不虚。能胜任如此评价者，遍览中国现、当代文坛甚至世界文坛，不好说是凤毛麟角，绝不多见却是可以肯定的，但王林受之无愧。

一位曾被历史遮蔽的传奇作家

　　二十年前，我接受一个"冀中解放区作家"丛书的写作计划，穿越时空开始走近王林的生平与创作。那时候，有关这位前辈作家的许多第一手材料还不曾被发掘，王林的长子王端阳也还没有如此强烈的"史鉴"意识和使命感，更没有身体力行地去做这项工作。我也只是出于文学晚辈的一种好奇，惊叹王林的卓而不凡，既是一位知名作家更是一名职业革命者，其革命生涯与写作经历之曲折和传奇，本身就是一部大书，而没有进一步想，王林一生的文学命运和作品景观，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历史"个案"，涵蕴着怎样弥足珍贵的研究价值。

　　其实，仅仅是王林一生的传奇革命经历，就已经足以使我们为之唏嘘不已了。然而我们关注和强调王林的意义，绝不仅仅是由于他的资历深，阅历广，见识多，一生命运波澜动荡，而是王林之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实在是一个难以绕开的独特存在。王林的一生创作都在始终不愉地追求真实本色，却最终未能被那个更需要粉饰、装饰的年代所理解，所容忍，这也使得王林作品的价值一直没有摆脱被历史所遮蔽的状态。王林创作的《腹地》等抗战题材作品，以"原生态"的艺术景观丰富了中国现代、当文学宝藏，已是许多业内人士的共识，王林因《腹地》的出版而遭受的蛮横批评和精神压抑，以及由此绵延数十年的创作阴影，早已不属于一位作家的个人遭遇和命运，它表征了建国后一段极"左"文艺时期的畸形本质，也为创作发生学和作家心理学等文艺学科研究提供了深刻反例。

　　王林从来就不是那一类"书斋型"的喜欢独自幽思冥想的作家。早在1930年，还是热血青年的王林就已先后加入了共青团和共产党的组织，也开始了一个作家漫长的创作生涯。他曾分别在沈从文主编的天津《大公报》和《国闻周版》文艺栏发表了一系列乡土题材作品，并出版了长篇小说《幽僻的陈庄》。王林的文学师承比较复杂，创作初期，他受到了"五四"新文学风气和以鲁迅为代表的进步作家阵营的影响，还包括郁达夫等一些"创造社"作家和外国翻译文学、特别是俄苏肖洛霍夫等现实主义作家对他的影响，使其乡土题材小说表现出了在视角和取材上的自身特点，即王林往往不是从时代、政策、阶级、人文、社会等层面和角度来考察农村与农民，而是凭借真实的自我体验与厚重的乡村生活积淀，将忧虑的目光投向了中国北方农民世世代代繁衍生息着的多灾多难的土地。当时沈从文亲自为《幽僻的陈庄》写了一篇《题记》，称："看完了这个作品，我很感动。他那种气概就使人感动。......一个为都市趣味和幽默小品文弄成神经衰弱了的人，是应当用这个乡下人写成的作品，壮补一下那个软弱灵魂的。" 沈从文曾以"乡下人"自称，他把王林也称作"乡下人"，当出于爱才心理，也可以理解成他视王林为惺惺相惜的文学"同道"。

　　这一时期的王林尽管已经在乡土小说创作方面展露才华，一旦听到革命事业的召唤时，他还是挺身而出，搁置写作，义不容辞地奔赴了火热斗争的第一线。1935年冬，王林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不久又亲身经历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他还目击、见证了"文革"动乱中曾喧嚣一时要揪出所谓的"六十一个叛徒集团"的真实内幕。"七·七"事变后，王林叶落归根返乡抗日，他本是一名职业的革命者，斗争使命和民族危难必然使他始终处于抗日战争旋涡的中心。但他又是以文艺形式参加抗日斗争的，他在吕正操将军麾下担任军政治部宣传队长、《冀中导报》记者、火线剧社社长、冀中文化界抗日救国会副主任、冀中文协主任等许多职务，一直活跃在文化战线，不但写出了一系列救亡话剧，创作了包括小说名篇《十八匹战马》在内的一批抗战短篇小说，还配合日趋紧张的抗战形势，多次组织、发动广大抗日军民参与"冀中一日"、"伟大的一年间"、"伟大的两年间"等写作运动，积累了大批的抗日文献。

　　考察一下王林1940年代以后的小说创作景观，可以发现，弥漫于他的初期乡土小说中对于土地与农民的深重忧患意识已经消失，"五四"新文学风气对他的影响已悄然淡化，此时无论是立意、取材，还是视角、叙述，都越来越靠近以写实性为特征的"老解放区作家群"。王林出生于北方乡下，青少年时代曾走过学生、学徒、工人、士兵的生活道路，激情洋溢却又多愁善感，但他的气质和秉性，依然属于中国北方农民，这一切成了他的文学胎记和基因。当然，这也是特定的时代文学风气使然，因为这一时期的读者，并不是一般的乡村农民，而是革命斗争阵营中的广大军民群众，这已经成为王林的自觉意识，何况他还在冀中抗日根据地做过一段时间不短的记者，更清楚读者的阅读需求。他的抗战题材短篇小说便有一个鲜明特点，这就是鲜明的写实意向，他很擅长于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突出展示民族情操，在对敌斗争场面中凸显大智大勇的英雄本色，小说叙事始终激荡着高亢、豪迈、充满胜利信心的旋律，并辅之以紧张的悬念、矛盾的化解与情感色调的渲染，因而总能产生一种动人心魄的艺术效果。王林本人也有一定的戏剧天赋，置身于战争环境，他一直在身体力行地创作了曾影响一时的大量话剧以及歌词。他的抗战舞台剧具有相当的感召力和鼓动性，为大众所喜闻乐见，王林也因此有了"冀中莫里哀"的美称。

　　"立德、立功"，而后"立言"，这显然是王林波澜一生的真实写照。纵观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若找一位为见证血腥历史而置个人生死于不顾的最具个性的作家，非王林莫属。1942--1943年间，日军在冀中开始惨绝人寰的"五一大扫荡"，王林硬是坚持留下来，怀着"留给后人遗嘱"的信念，藏匿于"堡垒户"地道口完成了30万字长篇小说《腹地》，我们有理由相信，这部令人荡气回肠的作品完全是用王林的一条命换来的。记得上世纪50年代，当时还是青年作家的王愿坚发表了《党费》、《七根火柴》等系列短篇小说，一度以擅长于创作红军历史题材小说而为文坛瞩目，作者曾把此类小说创作概括为"史里寻诗"，但王愿坚并没有任何红军时期的个人亲身体验，而只是从各类采访渠道完成"寻诗"创作。王林则与之截然不同。当时的情形是，1942年"五一大扫荡"之后，冀中区一级党政民机关团体受命暂时撤离，集体转移到平汉路西的太行山区，为未来的反攻保存骨干力量，王林属于被保存的干部之列，但他坚决要求留下，并向奉冀中军区程子华政委之命前来接他撤走的同志表明态度："冀中最后留下一个干部，那就是王林！最后剩下一个老百姓，那也是王林！日本鬼子要搞‘三光'，只要王林活着，冀中就不能算‘光'！"王林的解释是，"这就如同演戏演到高潮一样，我不能中途退场"。这种"亡命徒"式的作家，在中国现、代当代文坛即使不能说绝无仅有，也是孤例，很难被历史复制。王林的大无畏壮举为作家声誉大大提升了海拔高度，人们打量作家的眼光为之一亮，原来作家并不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也可以拥有书斋之外的另一种硬汉精神，同样能成为与阵地共存亡的孤胆英雄。那么，这样一部孕育、诞生于如此惨烈的抗战环境的大部头作品，展示的究竟是怎样一种罕见的叙事风貌呢？

《腹地》：颠峰何以坠落低谷

　　《腹地》是一部具有"原生态"意味的反映冀中抗战岁月的长篇小说，也是王林现实主义创作里程中最具原创精神的一座丰碑。由于作品的诞生方式与写作过程惊险奇特，使其具有了一种同类题材作品所难以望其项背的真实感，这意味着，简单套用一般文学教科书的解读模式对待《腹地》，并不恰当。关于《腹地》，60年前孙犁就曾撰文道出了此书的价值："单单写出民族的苦难，在人民心里留下永恒的记忆，我觉得也有重大的教育意义和历史意义。......这样就可以在每个人的心里留下那一幅完整的民族苦难图和民族苦战图了。"滔滔逝水东去，如今再来回味孙犁这个评价，我们从中仍然可以感受到一种历史唯物论的深邃眼光。

　　王林为了历史，也为了文学曾经付出了太多，甚至不惜生命的代价，但历史和文学对王林种种从无功利性考虑的无私付出，又给予了怎样的回报呢？事情的发展非常富于戏剧性的，只是这样的戏剧性并不属于那种"大团圆"式的美好结局，更毫无任何喜剧元素。谁也不曾料想，这部作家用命换来的带着热血沸点和体温的作品，刚一问世，竟成了一种粗暴文艺批评的靶子，这其中奥妙之有违常情常理，至今令人匪夷所思。

　　1950年《文艺报》的第27期与第28期，发表了企霞长达两万多字长文，如同一记闷棍迎头砸来，王林是建国后第一位因一部长篇小说而蒙冤挨批的作家，痛定思痛，一蹶不振，其造成的精神伤害终生未愈。如今看来，那篇长文的立论已经不值得一驳了，但它带来的恶劣影响却有类似"多米诺骨牌"的效应。随之而来，建国初期的文艺舞台也拉开了以政治判词代替文学批评的一幕。尽管文艺评论家侯金镜在六年后撰文为《腹地》说了一些公道话，但那时候的企霞已被打成"丁陈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而威风不再，也就无法改变以政治运动整肃文艺战线的大势所趋。作为不正常文艺批评的第一个牺牲品，王林遂由小说创作的颠峰状态跌入万劫不复的低谷。随着文艺气候的不断反常，我们逐渐发现并意识到，这样的悲剧不仅仅属于王林个人，更是某一特殊历史阶段的荒诞缩影。

　　由于当时文艺思潮的局限性，《腹地》受到指责和诟病之处并不少，但多出于善意，且代表主流意识，似乎无法拒绝。概括起来，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主人公荣誉军人辛大刚的形象"塑造"不够高大，一是书中的一些场景描写（比如对群众逃难和日寇屠杀的场面缺乏艺术描写的剪裁和节制）有"自然主义"倾向之嫌。这里我只想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先说辛大刚。如果我们从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简单化思维摆脱出来，就会发现，围绕这个人物的种种争议，不正是体现了其形象的复杂性吗？对一个人物形象的众说纷纭，恰恰表明了这个人物绝非单一化、公式化、雷同化模式的产物。与辛大刚有关的最有代表性的质疑是：英雄应该是这样的吗？确实，辛大刚与我们在许多作品中见到的英雄不大相同，他的身上有一些普通人都会有的缺点，或者至少他不是一个完美的英雄。其实这也正体现了王林的一种创作意图，英雄不应该天生是一贯高大、无懈可击的"神"，而必须通过浴火锻炼的过程不断成长，才能成为真实的大写的"人"。

　　再说艺术描写缺乏剪裁和节制。若从纯技术的角度看，这样的说法似乎不无道理，作品的确有一些可以精练的地方。然而须知，藏在地洞口抱着为后人留下"遗嘱"信念王林，是无暇也不可能在写作中把艺术技巧放在首位来考虑的。技巧常常在文学创作中扮演某种掩饰自身不足的作用，如同一个女人往往在青春将尽时才格外看重化妆的效果，而水灵灵妙龄少女所拥有的天姿本色，是不需要施以太多的浓妆艳抹。艺术的辩证法告诉我们，过于精致和完美反而容易造成失真的感觉，而艺术的真实本身，又往往离不开那些不那么"尽善尽美"的甚至看上去有些粗糙和原始的构成因素。也正因为《腹地》所独具的真实感，才超过了其外在技巧的意义，它的文献价值亦相应地远远大于其艺术技巧的价值。我们常常讲，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不仅具有艺术价值，也应该涵纳着历史或社会的教科书意味，也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

　　事实上，《腹地》出版后先印了一万册，不到半年又再版加印了一万册，显然是受到读者欢迎的，王林还没来得及欣喜，就遭至当头棒喝，一度陷入了激愤和迷茫之中。他在当时的日记里写道："我一生不会再有比反‘五一大扫荡'更深刻更熟悉的体裁和生活，我不能不把这事当生命来关心！"也有一些作家朋友表示不同意见，最有代表性的是康濯，他写信给王林："花了两天时间，看完了大作《腹地》，我激动得不行！我拼命找黑暗，但找不着！我拼命找‘看不出人民力量'的东西，但人民力量都向我涌来。"但这样的声音毕竟与"主流"不符。迫于当时的形势和压力，王林曾写过几次检查，但骨子里是不服气的。自己对于革命时代的前沿斗争具有本能的参与意识与忘我的献身激情，一向忠实于生活的真实，忠实于生命体验的真实，而力避文学与宣传挂钩，何以竟成了带有某些自然主义倾向的创作局限？他想不通，但想不通也要想。

　　《新文学史料》2008年第2期，发表了王林的《关于〈腹地〉的日记摘抄》，其中1946年5月31日的日记收有王林致沙可夫的一封信，谈到影响自己创作的一个原因："一九四零年我写了《平原上》，叫冀中一个青年诗人沈蔚（已牺牲）看了，他说我太有顾忌，太有宣传性了。应该写让我们亲身参加斗争者仍然看着有趣才行，先不要管一切顾忌，这样使我对一般宣传性的写法起了戒心。"这个意味深长的"戒心"，表明他的艺术初衷并不打算随波逐流，体现的也正是一种尊重艺术规律的文学眼光，说明那时的王林已经在有意识地与"一般性的宣传写法"保持警惕和距离。王林年轻时代就读于青岛大学外文系，创作上曾深受"五四"新文学风气的感染，也接受过鲁迅、郁达夫、沈从文、肖洛霍夫、厨川百村等中外文艺名家的影响，其文学借鉴和艺术修养，至少不会输于与他同时代的一批解放区作家，而王林丰富又传奇的革命经历在那一批作家中更是无人企及。王林懂得，即使是特殊历史时期，也应该发挥各个艺术样式的优势，让不同文艺形式亮出最擅长的姿态和声音。回到冀中，他写过许多有关抗日救亡的戏剧，深知戏剧是一种与群众直接互动的舞台艺术样式，具有宣传、鼓动的功能，小说则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戏剧形式，特别是长篇小说，在反映生活方面的深度、宽度和密度方面，拥有无限广阔的叙事审美天地，只有超越近距离、阶段性的宣传"配合"意识，才能充分发挥艺术潜能，笔下的作品才有可能为不同时代的读者所接受。今天看来，王林"对一般宣传性的写法起了戒心"，在当时的年代和背景下似乎有些超前，却已为许多拥有长久艺术生命力的优秀文学作品所充分证明。

　　由于一部小说被牵强附会为所谓创作倾向"问题"，而迫使该作者反复检查，长期反省，即使在世界文学史范围也堪称一个奇观。此后的漫漫岁月，王林越来越不自信，"余悸"如影随形，一直到"文革"来临，更如鬼魅缠身。读作家1966年6月6日的日记可以看出，已成惊弓之鸟的王林，对曾经视若生命的《腹地》一直表达了浓重的自我质疑，尽管挨批的事已经过16年了，这部作品仍然是王林的一块心病。日记中，他从小说的开头一直到结尾，如履薄冰，逐章检讨，被放大的错误，被显微的问题，字里行间比比皆是，令人啼笑皆非：

　　"太压抑，一开始太像《一个人的遭遇》。我们的工作哪里去了？这个村子太个别了！不是典型。基本矛盾为何？矛盾主要方面为何？......缺点是末，不可本末倒置。"

　　"三章：广德，像关羽，不当。"

　　"四章：妇女太落后......"

　　"五章：整个区委太包庇了。"

　　"六章：范‘暴露目标'是否合适？"

　　"七章：大刚看军属，应更前一些。......抗大政治教员，又是知识分子，又专讲苏联，应当首先讲毛主席的井冈山的斗争......"

　　"八章：......云凤在一九四二年还没有见过毛主席，显得群众太落后。大刚讲女红军的故事，云凤听后要学习‘历史留名'不好，个人英雄主义！"

　　"九章：......正面人物不应再描写成向历史人物学习。"

　　"三分之一稿了，大刚这个正面形象还没有树立起来。"

　　这也只是摘取了日记的一些片段。在王林噤若寒蝉、惟恐疏漏的反省中，全书几乎皆为败笔，无一是处。这种可怕的创作后遗症贯穿了王林的后半生写作生涯，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断送了一位曾经雄心勃勃、踌躇满志的实力派作家的文学前程。难道自己最看重的《腹地》就这样任其暗淡下去，过早结束自己的艺术生命？王林欲哭无泪，又怎肯甘心！于是王林不惜把后半生也搭进去，殚思竭虑，耗尽心血，不断修改《腹地》，也在新的创作中不断校正自己，以努力接近那个巨大而空洞的文坛标准尺度，而《腹地》最终也使王林完成了一个由颠峰到低谷的悲剧性坠落。就这样，在困顿茫然和自我怀疑中，王林与那个真实的文学世界背道而驰，光阴与才情亦随之渐行渐远，离他而去，最终成为中国当代文坛一个悲剧性的特殊"个案"，令后人为之慨叹、警醒、深思。而不可否认的事实却是，王林其实是具有某种史诗书写才华的，其创作力的衰退和消失，无疑是新中国文坛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

"非虚构性"文字的价值与魅力

　　作为一位中国文坛少有匹敌的传奇作家，王林生命过程中所蕴藏着的真实本色和"活化石"价值，在没有被挖掘出来之前，还只是处于尚待开垦的隐性状态。王林未必有那种使自己成为一个时代见证者的自觉意识。拥有这种自觉意识的是王林的长子王端阳。通过王端阳的不懈努力，我们开始意识到，王林的精神遗产，除了两百多万字的小说和戏剧，还应该包含相当数量的"非虚构性"文字。我这里讲的"非虚构性"文字，不是指他的那些纪实类作品以及散文，而是他在各个年代所写下的"日记"，还有一些产生于特殊政治年月中的"检查"和"交代"文字。这些文字透露了王林的性情走向，映射了他曲曲弯弯的内心轨迹，也烛照出一位作家真实的生命本色。

　　据王端阳披露，王林的遗物中"日记"占了很大比重，有几十本之多，这得益于王林长年养成的一种写作习惯，《抗战日记》和《文革日记》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这两部"日记"皆具有不可多得的文献价值，原汁原味，各有特色，于是，一个更加完整也更加复杂的王林形象渐次呈现在我们面前，增添了王林的精神遗产的厚重，也赋予其一种历史魅力，对于我们多侧面理解年轻的王林、激情的王林、历史的王林、文学的王林、困惑的王林、沧桑的王林、悲剧的王林，两部"日记"提供了一面最真实的镜子。那里面镜像生动逼真，既有个无可替代、难以重复的个性，也清晰地映照出那一代作家共同经历的风雨命运。

　　《抗战日记》的跨度是从1937年到1945年，涉及的领域和话题很广，由于工作原因，王林经常要与黄敬、周小舟、吕正操、程子华等地方领导和军区首长打交道，更多的则是文艺同行之间的日常交往，其中有周杨、孙犁，梁斌、沙可夫、崔巍、张庚、李伯钊、魏巍、康濯等著名文艺人士。作者朴素而充满趣味地勾勒了冀中根据地的生活原貌，工作场景、人物关系，民俗生态，特别是那些生动、曲折的个人情感经历，使得作家的本真性情跃然纸上。

　　王林常常会在日记中记下自己对社会人生一些独立观察和思考，比如谈到参加革命的起因和动机，他这样写到："知识分子常常被他的某种幻想、向往、冲动、对社会罪恶的不满、和对理想世界的憧憬而走上革命。也可以说是自觉地走上光明斗争之路！所谓工农分子完全是由于现实生活的压挤，由于追逐现实生活的物的满足而走入革命的。"他还自问："做一个俗物？还是牺牲了尘欲而在文学上有所贡献呢？"他以行动做了绝不违心的选择。

　　"日记"还记录了作家许多很有价值的文学见解，包括一些作品的胚胎过程，其中不乏构思、草稿、片段、对话和素材，对于我们了解王林的创作心路历程很有益处。有的文学见解既见个性，也很独到，比如："水流遇见阻石才会迸出水花来，文学工作即是心情的逆流横流"。红军戏剧创始者李伯钊看过王林的《泡沫》剧本，认为不错，提议让王林去艺校教书，王林"觉得和他们的话剧不同，又有圣人府里卖字画之嫌，故推辞"。李伯钊还对王林谈起，他们在这一带从事戏剧活动以集体创造为主，王林在日记中表示："我对集体创造问题，仍然有些怀疑，一个完整的一气呵成的文学作品，可以集体合凑完成？"这些看法很实在，遵循的是艺术创作规律，至今仍有意义。

　　《抗战日记》中的王林热烈自信，激情四射，无拘无束，敢想敢为，而二十几年后《文革日记》中的王林，则变得小心谨慎，亦步亦趋，前瞻后顾，神经警觉，噤若寒蝉，生怕站错队伍，落后形势，早年的那种独立思考的自信和激情不是久违，而是荡然无存。这些读来判若两人、令人唏嘘的文字，使我们仿佛置身在那个真诚遭到愚弄、信仰遭到欺骗的畸形年代，那个人人自危、变化无常、随君起舞、万马齐喑的肃杀年代。可贵的是，王端阳呈现给读者面前的，完全是一个本来面目的王林，一个"原始自然生态"中的王林，一个有着个人隐秘好恶倾向的王林，一个并不高大完美却质朴实在的王林，一个没有经过任何整容的令读者可信的王林。

　　一般说来，在诸如个人回忆录、传记、日记、书信、访谈等具有原始史料价值的文字中，最直接最可靠的也就是"日记"。这是因为：一、个人回忆录、传记、访谈同时具有社会公用的价值，书信也至少会有一个人以上的阅读对象，而"日记"则不然，它的读者只是自己，没必要考虑和顾忌别人的感受，这就使得日记能够拥有了最真实的心理基础；二、"日记"是当事人当天即时记下的文字内容，不大容易发生由于历史久远、时过境迁而容易出现的记忆误差，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时间、地点、背景、事件和人物活动的真实性。如果与回忆录做一个比较，我们可以发现"日记"往往有着相对来说更为可信的文献价值。个人回忆录，顾名思义，就是一个人对历史往事或个人经历的回忆记录，随着事件和事情的时过境迁，随着年事已高和脑力衰退，当事人很难保证其记忆的精确性，对同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各说不一在所难免，发生一些误差更属于正常分寸。再者，当事人通常都很在意外人对自己的行为感观，这种心理也容易表现为记忆的自我筛选，有意无意地扬长避短，甚至文过饰非，自我美化，都可能会发生，属于常情常理，可以理解。至于别人写的传记、访谈，刻意加工和人为整理的痕迹会更多。于是我们可以理解了，为什么回忆录往往会产生那么多的争议，鲁迅研究专家陈漱渝何以固执地认为，回忆录"不可尽信"。当然，"不可尽信"并非说不可相信，只是一种相对而言的说法。

　　相对而言，"日记"造假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除非为了某种特殊目的），因为"日记"只写给自己，而并不打算向社会展示。日记的真实性，是以其私密性为前提的，也正因为其私密性，才具有了任何文字无法比拟的真实性。前些年，我曾见过几位当代作家日记以系列丛书的方式出版问世，书前还有作者本人亲自写的序言，我当时便有些疑惑，当事人主动向社会公开展览的个人日记，还算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日记"么？只是随手翻阅一下，果真便感觉出了作者刻意整理过的痕迹，那是一种锦上添花、自我美化的味道，很难说动机很纯粹，其间有些什么功利性考虑，不好断言，但可以断言的是，同回忆录一样"不可尽信"。

　　但很显然，王林的两部"日记"不是这样。与鲁迅"日记"一样，王林这两部"日记"的出版是作者生前根本不曾想到的。而且按"为尊者讳"的古训，那里面的一些涉及个人生活的内容，并不是都可以登"大雅之堂"的。特别是写于"1966年6月1日--1968年5月19日"的《文革日记》，写出了王林在"文革"初期的亲历亲为和亲见亲闻，也活现了一位资深作家在那个动乱年月的无措、混乱，甚至失态，想象若王林今日有知，估计也不大可能同意其出版。或许更容易引起歧义的，还是发表在《新文学史料》2009年第二期的《王林的交代：关于梁斌、孙犁》，辑录者王端阳戏称"这恐怕是一种独特的文体"，并坦言："这些都不是一般意义的回忆录，而是在一定的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写的交代，写作者的精神状态和语言都不一般。对此我不想多说，只是今天读来，有一种特殊的感受。......为了保持原汁原味，除了错别字，未做任何改动。我觉得只有这样才更真实，更有研究价值。当然，也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也可能会伤到一些人，我也不想为我父亲避讳什么，赞也好，骂也罢，一切还是由读者去评价吧！"诚哉斯言。如同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特殊的历史环境也创造了与之配套的"语境"和"文体"，一旦离开了特殊的所谓"天时地利人和"，这些文字很容易会被视为"文革"闹剧中的"呓语"。

　　不过，我们承认"语境"和"文体"从来都不是隔绝于世的个别产物，而是一个时代心理、情绪的整体折射，我们还是可以从中体会出了个体生命的纷繁差异。这些散发着特殊历史气味的非虚构性文字的出版，具有不可低估的拓荒意义。我们由此感受到了一个有着深层内心挣扎的生命存在，一个更加立体也更加复杂的王林存在，并由此认识文革年月中的中国作家心理世界的一些黑洞现象。这一类非虚构性文字的出版，绝非一时地心血来潮，而体现了辑录者一种深邃而宽阔的历史眼光，它不仅提供了研究王林的别一种独特"范本"，提供了一枚生活在那个特殊历史年代中的一位中国作家不可复制的心灵标本，对于我国抗战文学史、新中国文艺思潮史、文革发生史、文革文化史的研究，对于王林精神遗产的意义重估，甚至对于孙犁、梁斌以及解放区文学的研究等等，都会增添了无与伦比的宝贵"附加值"。然后，把阅读交给读者，把结论交给时间，把意义留给未来，这也是我们面对王林精神遗产的一种姿态，一种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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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耀眼的灵光：从《岁暮》到《十八匹战马》

三、人性的辉光：从《幽僻的陈庄》到《腹地》

四、"冀中的莫里哀"：从《打回老家去》到《家贼难防》

五、不能被遗忘：王林研究的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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