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端阳的博客

歌曲《松花江上》是如何传开的

wangduanyang — Thu, 18 September 2008 07:56:23 +0800

今天是“九一八”七十七周年，我又想起了张寒晖和他那首《松花江上》。这首歌当年是如何在大江南北流传开的呢？我根据我父亲的回忆写了这篇文章，并将发表在今天的《今晚报》（天津）上。

父亲和张寒晖

王端阳

　　“九一八”快到了，每到这一天，我就会想起《松花江上》这首歌，也会想到这首歌的作者张寒晖。我问过很多我们这一代的人，他们对这首歌很熟悉，却不知道作者是谁，更别说“八○后”了。我不禁多少有些感慨。

　　我父亲王林在西安事变前后曾经和张寒晖一起战斗过，为了使人们更了解张寒晖以及那段历史，我把我父亲的一些回忆整理出来，供大家参考。

　　一九三六年冬天，我父亲受黄敬（中共北平市委负责人）的委派，来到西安张学良的卫队二营的学兵队当兵，做地下工作。这个学兵队是周恩来与张学良这年春天在延安天主教堂密晤后的产物，几乎都是在北平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学生和地下党团员。学兵队当时驻扎在东城门楼上，而城墙下边就有国民党宪兵第一团的特务别动队。这时正在西安事变的前夜，形势是非常严峻的。

　　十一月下旬的一天，孙志远（也在东北军里做地下工作，后任三机部部长）在东城门楼上见到我父亲，说：“有个同志做了首歌很好，我给你唱唱！”说着就唱了起来。

　　我父亲与孙志远在中学同学，又有过组织联系，关系非常密切。他常夸耀他的歌喉，他说他在苏联远东一个游击训练班时，有个苏联声乐家听见他唱歌，非常欣赏他的嗓子，要吸收他当徒弟。他说他还要回祖国革命，就没有接受那位专家的好意。可是他一有机会总爱表演自己的歌喉。他这天唱的就是《松花江上》。

　　我父亲听了很受感动，连连称赞这首歌子好。孙志远说这首歌是一个叫张寒晖的中学教员编的，并写了个便条要我父亲去西安第二中学找他。我父亲告假外出，找到张寒晖。张寒晖非常高兴，说他这支歌编出来不久，还不成熟，要我们一边教唱一边修改。于是他立刻哼着用简谱谱出歌词交给我父亲。我父亲不会简谱，就交给学兵队第一连的徐瑞林（后任河北省副省长）教唱。

　　学兵队是一群“爱国犯和流浪汉”，当时正在抗日援绥的高潮中，血气方刚，开始还嫌《松花江上》太悲哀，不愿唱。但很快就在东北军中传开了。

西安事变前，我父亲还把这首歌寄给了黄敬，由他转给了北平学联的歌咏队。北平歌咏队就用卡片印发流传，但上边没有印出作者张寒晖的姓名。因为当初我父亲寄给黄敬时，担心写出张寒晖的真实姓名，会使他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北平的学生一唱，使这首歌迅速在大江南北传唱开来。

　　西安事变前，我父亲以流浪到关外的东北军为背景写了一个悲剧《火山口上》，其中主张抗日的青年军人暗恋着女主角，但被特务毒死，而女主角却爱着这个有着杀父之仇的特务，当她最后觉悟后，她打死了这个特务，自己也服毒自尽。当我父亲把故事梗概跟张寒晖一说，没想到遭到他的激烈反对：“革命文学一定要有出路有光明，一个东北军的少壮军人因为要抗日要打回老家去，被国民党特务害死，觉悟了的东北青年女子也服毒自尽，这样没有光明没有出路，我坚决地不同意！”我父亲说假若不都死了，就不成纯悲剧了。他一听简直火了，毫不留情地说：“你受形式主义的毒可太深了，不好不好！”后来我父亲果然把这个结局改了，女主角打死特务后，和青年军人一起投入到西安事变中。

　　当时张寒晖给我父亲的印象是：脸瘦长，个子很小，皱皱纹很多很深的脸上，昏花近视的眼又戴着挺粗糙的眼镜，破粗布大褂像落魄秀才；饱经风霜寒苦的表情里永远放射着平凡的温厚的微笑。

　　西安事变后，张寒晖担任了东北军抗日学生军政治部“一二·一二”剧团的团长。这个团成立不久，就在一九三七年新年公演了《火山口上》。剧本的后半部是以刚刚发生的西安事变为背景赶写出来的，所以在社会上引起的反响特别强烈。史沫特莱女士也观看了演出，她被激愤的观众感动，要译成英文向世界广播。但当时东北军负责人认为广播这齣戏，揭露蒋介石罪恶太甚，怕影响张学良的安全，所以没有叫广播。

　　不久，东北军发生内讧，并撤出西安。剧团接到的命令是到郴州集结，我父亲与张寒晖因为整理剧团东西，出城较迟。当我父亲走到咸阳城北时，被国民党李默庵部扣押起来，吊了一夜。这一夜正是一九三六年旧历除夕。大年初一我父亲被放了出来，看见张寒晖在市场上正哭丧脸到处打听他呢。

　　他们往郴州去时，忽然下起雪来。从西安到郴州有四五百里路，处处有散乱的悲观失望的士兵和青年。在阴郁的潮冷的夜晚，在荒漠的西北高原上，不时传来断断续续的“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和“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歌声。

　　来到郴州，热狂的“爱国犯”学生，悲愤的东北少壮军人，像热锅里的蚂蚁一般，围着墙上贴的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的三项要求四项保证书，咳声叹气，眼巴巴地面对着时局的逆转，张学良将军的被国民党反动派的囚禁和审讯......有一次开会，忽然立起一个东北口音的青年军人，涨着赤红脸，走到会场前说道：“我心里实在闷得慌，我新学了一个歌，我给你们唱唱。”于是他唱起《松花江上》来了。他真的不会唱歌，一句合乎节拍的曲调也没有唱对，但是他喊叫似的没有念完词，自己就呜呜的大哭起来了。惹得全场的人都涕哭起来，大会开不成了。

　　接着东北军又奉命开往蚌埠，剧团也跟着转移。命令上指定在火车站等车，然而没有一定时刻，一等等了两天，明知道车皮没有讯，却不敢离开。第二天下午又下起小雨来了。阳历四月初，一早一晚还相当冷，特别是赶上阴天和西北风。他们跟的这一列车都是眷属——从东北逃跑出来的难民，大部分是妇女、儿童和老人，因为流转的经验和穷苦，转移时什么也都带着：风箱、炉子、盆子、罐子、鸡、鸭、犬、羊、破席片、破盖天......西北风一吹小雨下起来，小孩哭，鸭子叫，老者呻吟......他们都不忍抬起头来。站台没有敞棚，他们用被子蒙着等着。半夜里我父亲冻醒了，小雨还没有停，他看见张寒晖冷得直咳嗽。这时除了老人叹息和妇女哄孩子声音外，远远突然传来被西北风吹得忽隐忽现的歌声：“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家乡......”我父亲的眼泪一下子就抑制不住了。

　　来到蚌埠，也就是来到了人家设置好了的陷阱。在宪兵和特务层层的监视下，学兵队被迫遣散了。剧团委曲求全地又跟着转移到苏北淮阴，每天半饥半饱的等着，最后等到的仍然是一个遣散的命令。我父亲是河北省人好说，遣散费还够回家的路费。但是东北军官呢？回家吧，回不去；找职业吧，政府不要，老婆孩子一大堆，还有很多带着父母双亲的，坐食山空，眼看就要绝粮，真是呼天不应，入地无门。于是不由自主地哼哼出：“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来，然而一哼哼这个却又招致了东北同乡们全家抱头痛哭，甚至整天抽搐得吃不下饭去。于是又忌讳唱这歌。

　　我父亲和张寒晖住进淮河北岸的一个小店里，忍着半饥的痛苦，悲愤着中国时局的逆转，张寒晖于是用手指头敲打着桌子又编起新的歌子：“快快地走，不要往后抽，打倒汉奸走狗，一个也不留......”

就在这里我父亲和张寒晖分了手，张寒晖先去上海，不久又回到陕西。而我父亲回到冀中平原，从此再也没有见面。直到一九四六年春节，我父亲才在报纸上看到张寒晖在延安的消息，兴奋之余给他写了好几封信。可没过多久，却传来他去世的消息。我父亲在极度悲痛中写了一篇《忆人民的音乐家——张寒晖》的悼文，发表在七月十六的《北方文化》上，给我们留下了那一段珍贵的历史截面。

二○○八年九月北京

这是《今晚报》报样，文章有删节，标题也做了修改。

魏巍的一件趣事

wangduanyang — Wed, 27 August 2008 09:14:56 +0800

大概在五十年代末或六十年代初，魏巍来我们天津的家和父亲聊天……

魏巍的一件趣事

大概在五十年代末或六十年代初，魏巍来我们天津的家和父亲聊天。那时经常有一些叔叔、阿姨来找父亲，我们玩我们的，根本就不关心大人的事。魏巍走后，父亲问我：“你知道刚才走的那个叔叔是谁吗？”我说不知道。父亲说：“他就是魏巍。”魏巍我当然知道，那可是大作家，《谁是最可爱的人》是上了语文课本的，我后悔没多看他一眼。我弟弟克平还问了一句：“你还认识魏巍呀？”觉得父亲都很了不起了。父亲却很平静地说：“抗战时期我们就很熟了。”接着父亲讲了一件魏巍的趣事：

刚解放时，魏巍以红杨树的笔名出了一本诗集，可没卖出多少，出版社赔了。后来《谁是最可爱的人》在全国引起强烈的反响，魏巍的名字也红了。这时那个出版社找他，提议他把那本诗集作者的名字由红杨树改成魏巍，重新出版，一定好卖。魏巍听了很生气，没有同意。

那本诗集叫什么，是父亲没说，还是我没记住，都无关紧要了，只是这件事我却始终没忘，不知为什么。这里面似乎还有一些人生的哲理呢！

以此怀念魏巍叔叔。

魏巍叔叔走了

wangduanyang — Tue, 26 August 2008 08:13:53 +0800

今天早上才从新浪网上看到魏巍去世的消息，悲痛之余还感到万分遗憾。魏巍叔叔和我父亲是抗战时期的老战友了……

　　　　　　　　　　魏巍叔叔走了

　　今天早上才从新浪网上看到魏巍去世的消息，悲痛之余还感到万分遗憾。魏巍叔叔和我父亲是抗战时期的老战友了，去年７月我父亲的《腹地》（１９４９年版）再版后，我给他寄了一本并付了一封短信。当时我知道他身体不好，经常住院，也不敢去打扰他。没过多久，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先是问：“你是端阳吗？”我说：“是。”接着对方就大声说：“王林有个好儿子！”我一时没有回味过来这话的含义，也没听出是谁，但从这口气肯定是爸爸的老战友。我试着问：“你是……”我话音未落，对方又大声说道：“我是魏巍。”我当时真是惊住了，我完全没想到他会给我来电话。接着魏巍叔叔谈了对《腹地》再版的看法，认为这是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这时我才理解到他说“王林有个好儿子”其实是对我再版《腹地》的肯定。我在给他的信中还提到我父亲的《抗战日记》也即将出版，他说非常有意义，出版后一定要给他送去，并欢迎我去他家做客。当时说《抗战日记》马上能出，可一直拖下来。我是想拿着书去看他的，谁知他竟走了……

　　我想他到了天国，一定会和我父亲重叙情谊，并把我的消息告诉我父亲。

　　祝他走好！

孙犁致王林九封信再现

wangduanyang — Mon, 14 July 2008 07:32:33 +0800

7月11日《天津日报》副刊发表了孙犁五十年代给王林的九封信。这是我从父亲的遗物中发现的，过去从未发表过。著名的孙犁研究学者冉淮舟同时发表了评论。

珍贵的信件

冉淮舟

　　1962年秋天，我到冀中平原采访，得知肃宁县档案馆保存着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冀中区和晋察冀边区的一些报刊。于是，我便前去查阅，所见虽然数量不多，且已残破，但却发现了孙犁同志的《琴和箫》、《〈平原杂志〉第三期编辑后记》、《二月通信》、《翻身十二唱》等诗文。我把它们一一抄录下来，带回天津，交给了孙犁同志。当天夜里，孙犁同志在给我的一封信中写道："我想把旧作四篇，联为一组，加一前言，各附后记，找一地方发表之。你考虑一下，如可以，就请你代我投投稿吧。什么地方都行。"

　　关于发表在1943年《晋察冀日报》的文艺副刊《鼓》上的《二月通信》，孙犁同志在新写的后记中说：这是他在晋察冀边区写给王林同志的一封公开信，当时考虑到王林同志在冀中平原游击区工作，便把名字隐去了，文艺界同志多能知之。1939年春天，冀中区的形势已经紧张，组织上叫孙犁同志到晋察冀边区工作，就是由王林同志到七分区对他传达了这个指示，并代他办理了过路手续。1941年孙犁同志回冀中一次，和王林同志相处很长一段时间，帮助王林同志编辑《冀中一日》，并写作了《区村和连队的文学写作课本》，即后来的《文艺学习》一书。

　　看过孙犁同志为《二月通信》写的后记，我就想，他们彼此之间一定还写过很多信件的。但没过几年便来了"文化大革命"，孙犁同志那里，又是被抄家，又是自毁，朋友的信件都失去了，后来也不再保留朋友的来信。王林同志那里的情况又如何呢？在后来出版的《芸斋书简》和《孙犁全集》中，除了《二月通信》，并没有孙犁同志写给王林同志的其他信件。

　　令人非常欣喜的是，王林同志之子王端阳在整理其父资料时，发现了孙犁同志写给王林同志的9封信。可以肯定，这不是孙犁同志给王林同志所写信件的全部，只能说是一部分，可能还是较小的一部分，但却是很重要、很宝贵的一部分。有很多处写到家事，甚至是不便与外人言说之事，说明孙犁同志与王林同志关系密切，非同一般。写到文艺界的形势，尤其是关于长篇小说《风云初记》和中篇小说《铁木前传》的创作情况，在主观上和客观上遇到的困难等等方面的内容，是丰富的、鲜为人知的，对研究孙犁同志及其作品，具有弥足珍贵的史料价值。

　　这些信件已无信封，而孙犁同志写信，所署时间，都不写年，有的还不写月。为便于排序和阅读，我略作考证，补上了年月，用括号标明。不妥之处，还请专家指正。

　　 2008年6月10日

芸斋书简

--致王林（9封）

　　　王林同志：

　　蒙赠戏票，得观《刘巧儿》，实佳剧也。

　　此剧得保存陕北风光，如巧儿之父在舞台形象上，颇为真实。曲调上亦运用"刘子山"等调，情绪颇合。

　　巧儿演剧，自以过桥及采桑两场为好，盖其得天地之自然，能歌舞并进。其哭调采用越剧，实较京剧及评剧为真切。伴奏也好。前场与幕后的配合亦颇有剪裁。此剧较初演时已增唱词，恐愈演愈佳也。专此

　　敬礼

　　孙犁星期五（1949年）　　

王林同志：

　　海滨来函悉。

　　今年特热，天津街上，如蚂蚁出洞，我以耐热著称，今年亦流汗不止。你事先到了寒带，还是有预见的。

　　《风云初记》无大进展，然前十节抄改数次，近日已觉定好了弦，不似开始之轻飘不定了。抄写稿子，也是消暑之一法，以伏天宜于练字之故也。

　　康濯已去大连，昨日李湘洲来，彼已为海运局某处处长，日后坐轮船可以找他。杨循已去北京。

　　我尚无动意，俟秋凉时，我仍想到农村去住。较为长远的打算一下，天津实难久居也。

　　孙小达对游泳颇有兴趣，每日带一馒头前去。孙小淼投考中学，答题情况不佳，傲慢之气已稍减。今年中学特不好考，好在她是小学五年级，考不上，原小学当可收留一年。小平上班太热，但幸未闹病。家中其他人等，均好。专此

　　敬礼

　　孙犁七月廿八日（1950年）

　　王林同志：

　　稿收到，当即看过，肯定是可以用的，写得不错。但因年前要登剧本，恐怕要在年后刊登。因此，你是否可以把打仗那一段压缩一下，因读来，虽写得火炽，但颇沉闷无内容也。你脑筋不好，我也可以代你删节，但不知是否同意，请决定后电知邹明即可。

　　昨日《人民文艺》刊一九二五年俄共决议一件，前有按语，似乎我们的文艺政策要有新的决定了，不知看过没有。二十五年以前的经验，正好指导我们的理论，我看后很满意。我家中尚有一册陈雪帆一本《苏俄文学理论》，有便人当捎来，以便查考有利条款，与理论家们一争一己之长短也，呜呼，岂有此必要哉！

　　《风云初记》自信并非过眼云烟，热闹一时者，我恐不得好评，因不合已经如风云叱咤之空气状态。我有一个女弟子看了我的小说，说不如某某的，可见空气已经造成，而不按空气看事的读者甚为寥寥。

　　我当奋发完成此书，且计划不小。盖亦文人之通弊，希历史有所取择耳。

　　家母只是老病，来信已愈。家庭事甚为麻烦，近日颇有干脆之意。承问，甚感。即复

　　敬礼

　　孙犁廿九日晨（1950年12月）

　　王林同志：

　　函敬悉，望安心休养，并时将青岛风光，写成短小文章，寄我们发表。《文艺周刊》即嘱邹明同志，每隔五期寄奉一次。然《风云初记》二集，则在坎坷进行中，一因情绪已不集中，文章有勉强的痕迹，二因报社内部对于这一长篇连载，也时有观感的意见，所以我时写时辍，有不再在报上发表的意思。然不发表，则无督促，一放恐即无踪影，故在矛盾中。此外身体亦不好，感情烦躁得很。

　　康濯去青，恐亦路经天津。田间已归来，我想他快来了。专此

　　敬礼

　　孙犁五月十四晚（1951年）

　　王林同志：

　　信收到，我也要给你写信的，就是请你写一篇纪念七一的短文，关于抗日战争的生动故事就行。

　　康濯好久没来信，田间回来了，然慰问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没有替班，他一时也许不能成行。

　　文坛除武训问题外，我认为重要者，一即魏巍（红杨树）归国后发表的惊天动地的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这真是能推动现实的文学作品，他的文章有普遍的共鸣性，其所以能写得出，除去一些别的条件外，在于他长期做部队工作，对我们的战士的心理和形象是有积垒的感觉和感情的。

　　其次是萧也牧的倾向问题，陈涌的文章，想你已经看见了。

　　《初记》之停，一因我有此心情，二因我闹了一场病，症候像发疟疾，医生也按着疟疾治的，但发热持续近廿小时，病后我又不慎重调养，二个星期没得恢复，现在才能写文章了。当时本可以续登的，因为手头还有稿，但一想，就坡下驴也是中国人的好办法，就停了两期，现在又接着写了，不登也有好处，就是怕我这个人有时浮躁，有时又不能坚持，一放无踪影之可能，也是有的。当然要克服。

　　其他一切如常。范瑾同志调宣传部工作了，又少了一个鼓励我的人。

　　我母亲还好，老人心气儿很高，老愿意玩，我又是一个不爱活动的人，所以有时她也想家。小平去承印所折了两天半书页，一共挣了三千五百元薪资，又嫌累不去了。我说先叫她学习点文化吧。内人腹中有盲肠炎的（慢性）性质，她很信西医，每天往返于总医院四医院之间，也许要动手术。总之，负责到底吧。

　　敬礼

　　孙犁六月十六日（1951年）　

　　王林同志：

　　我自一月四日离津，五日返抵安国，日前又转移到城南六里东长仕村，此村过去有一香火庙，深、武、饶、安颇知名。村周围皆系沙岗，地质不好，农民生活尚不及城北。但干部多系五一时经过考验者，群众条件亦好。在淤村时，房东两代光棍，难见妇女音容，此次房东则系青年妯娌姑嫂四人，往来者亦物以类聚，皆系被提高之流。在淤村时，做饭要求旁人，在此，则帮忙的妇女有人浮于事，亟待精简之概。加以时近五九，天气渐暖，实下乡者之福音也。然初来时，被村干领入一宽敞之冷屋，几乎感冒，仗近日抵抗力加强，未成病痛，亦颇玄也。因此，不再要求宽敞及卫生，乃与小毛驴同居，每夜嚼草之声颇为悦耳，溲便之味颇为刺鼻，小铃簧簧之声颇为扰人睡眠，喂牲口的人时出时入，凡此种种，在城市为万万不可，在下乡为无可奈何，且系生活之自然音响节奏，文艺工作者不远千里以求者，岂可不及时采撷，以备创作时之需乎？卫生部已提出在一九五三年克服"人畜同居"现象，恐一时不易见诸实施也。

　　据邹明同志来信，小说尚未改好，不知近日进行如何？甚念，望告。前次返津时，路经定县地委，尚与林达宇同志晤谈，此次回来，因正值半夜，故未去打扰他们，到安国始知他已被调进京整饬，官场风波，实有不测也。专业创作，较为上策。

　　春节，敝眷属拟来家，如此，我将在故乡度旧岁矣。

　　下乡已近两月，因生活不定，油灯不亮，营养不足，未敢为文。康濯兄已从山西返京，拟写些短文，再为下去，分为两截下乡，自然也是一种变通办法。不知你最近和他通信否？专此

　　敬礼并致信

　　大刘和小孩们

　　孙犁一月卅日灯下书（1953年）

　　王林同志：

　　来信敬悉。我行于四月底回天津，小说稿希于到津后再看，勿寄东长仕，因在村中，亦不能静读也。康濯尚未见行动，此次他到哪里去，也不得而知，俟他来信后再报。京中似在讨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以及作家专业问题。对程咬金式批评（人谓该批评家等为李逵式，其实不然，李逵战斗，虽目标不明，然易于认清后即反省，且其战斗力亦实充沛。瓦岗寨英雄中，未有如程咬金之无能者，每逢上阵，速砍三斧，三斧不胜，则扭头就跑，故对付此种人物，必以不为其吓倒为得计。然程在瓦岗，号称福将，活到八十，一笑而死，殆亦有其特色。）已有非议（见《人民文学》四期短论）。鲁迅云，文学的一个要素为"韧"，前仆则后继，不骄不馁。专此

　　敬礼

　　孙犁四月十五日（1953年）

　　王林同志：

　　你离津前留信，收到，游泳证已让小达取来，但他近日因转塔碰伤了腿，不能下水，等小淼考罢中学后，他们一同去。

　　昨又收到你从北戴河来信，如此详细的调查报告，证明你有作事务工作的能力。

　　但目前我去不了，原因是《风云初记》处在一种困难的写作状态里，我要努力写到一个阶段，然后再作别的打算。"文艺周刊"发表了五节，这是因为是一个机会（七七）邹明为了刺激我的写作热情才拿去的，其实不是什么刺激，是加重负担而已。今后拟每遇一与抗日有关的机会，就发表五节，因为眼下，不在配合的名义下，登这种已被人认为非常陈腐的历史的题材，是非常不看头势了。另外，家中也没办法跟我走动，我是没有你的干净利落的。你先在那里住下罢，以后，我临时去了，可以有个落脚的地方就是了。

　　接康濯来信，文学研究所已改组，他已决定为全国作协之人员，拟与马烽伙租一小院当作家。他不久或去北戴河，你可能见到他。专此

　　敬礼

　　并望常来信

　　孙犁七月十一日（1953年）

　　王林同志：

　　你费心为我写的赴青岛介绍信，从济南、上海旅行一次，又回到天津，我才收到。这因为你廿二号写的信，我廿一号已经在晚上回到家里了。我此次只到济南、南京、上海、杭州四处，总结起来用散文的形式说是：花钱，受累，看风景；用六朝文体说是：徜徉于山水之间，奔波于车站之上。在济南玩得最好，南京较次，杭州虽系高潮，但因已非常疲累，没有玩好，上海则因非常不惯，急于离开了。（住在国际饭店，那种生活方式，实在使人神经衰弱。）

　　我本来是要回济南转青岛的，鉴于太麻烦王希坚不好，且因上海车票不好买，一买到手就直车回津了。

　　回来以后，对外封锁消息数日，盖因修改《铁木全传》颇为紧张。此稿行前从报社领导要回（他们没看），拟在路上修改，但除在杭州灵隐寺因雨校改半天，没得动手，回来以后，突击五日，初稿完成，已交亢之同志审阅。其实没有多少字，只三万五千字，我前和你说"十万计划"，只能待后努力了。

　　这两天看了《十五贯》外，正学习《战争与和平》，作为修改《风云初记》的准备工作。这几年我浪费时间看了一些旧书，对创作没有什么用处。

　　介绍信存我这里吧，因为今后还是有机会去青岛的，备用吧。专此

　　敬礼

　　孙犁五月卅一日（1956年）

孙铭九捉蒋手札惊现

wangduanyang — Fri, 04 July 2008 09:33:22 +0800

孙铭九这个人物很复杂，我不便多说。西安事变时，他是张学良卫队营营长，亲自带队伍抓的蒋介石。这是他1955年亲笔写的札记，并注明是留给他的“后人”的。由于种种原因，还不便更多披露。

这个札记是在我父亲的遗物中发现的。同时发现的还有大量孙铭九给我父亲的信件，他们之间的关系以后再谈吧。

札记的目录

捉蒋的章节

最后一页的签名。另一边是我父亲的批注。

收到廖运周的回信《父亲和廖运周》（五）

wangduanyang — Tue, 03 June 2008 09:37:22 +0800

起义时的廖运周。（博友单补生提供）

全国解放以后，我父亲终于和廖运周又见面了。遗憾的是他们见面的细节没有留下，只是从我父亲1949年9 月20日的日记中发现下面一段记录：

今天算接到运周兄的回信了。他现在北京饭店开政协会，他信上说：一九二九年，顺直特委派他回安徽工作参加了“芜湖暴动”；一九三○年又到平津工作；又到山西工作，王作鲁也参加了；张家口抗日同盟军参加了。抗日期间在平汉线转战湘赣。因在台儿庄打得好，就被汤恩伯抓去为基本部队，始终与党有关系。现改编为二野四兵团十四军四十二师，在过江战役中也立了功。

二十年不知下落的老友，又得重见于革命中，真乃一革命乐事也。

注：原信不知下落。文革中我父亲烧了一口袋信件，怕被造反派抄去，祸及全家，也牵扯别人。

（以后几十年的日记尚未来得及翻阅，我想今后一定会有所发现的，因为我父亲有记日记的习惯，每天发生的他觉得有必要的事他都会记下来。）

《新文学史料》发表《王林专辑》

wangduanyang — Sun, 25 May 2008 09:16:46 +0800

　　刚出版的《新文学史料》第二期上发表了一个《王林专辑》，其中包括关于《腹地》的日记摘抄、两篇检查、小说《十八匹战马》和我的述评《王林和他的〈腹地〉》。

《新文学史料》编者按：经历了酷烈的“五一大扫荡”，在日本鬼子炮楼下地道里写作长篇小说《腹地》，这部小说的诞生和作者王林像一个荡气回肠的传奇。然而这部小说出版前后却倍受非议、屡遭批评——据说是建国之初《文艺报》批判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本专栏刊登几种史料，借以展示当年文学生态环境对作品、作家的影响。从这个角度看，《腹地》也是一个令人唏嘘的标本。

　　　王林和他的《腹地》

　　　　　　　　　　　　　　　　　　　　　　　王端阳

　　1949年9 月30日，也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一天，天津新华书店出版了一本描写抗日战争的长篇小说《腹地》。小说有三十多万字，第一版印了一万册。不到半年，又再版一万册。这在建国初期是很轰动的，所以作者王林在日记中写道："也算这作品社会尚需要的证明。"

　　但是好景不长，在1950年5月出版的《文艺报》上，时任《文艺报》副主编的陈企霞发表长文，对《腹地》进行了批判，说是"暴露黑暗"，"否定党的领导"，是一部"自然主义"的作品。从此《腹地》就销声匿迹。

在地道口写作《腹地》

　　1937年，经历了西安事变后，我的父亲王林来到家乡冀中平原，被他的好友黄敬（时任冀中军区党委书记）留下，参加了冀中的抗日战争。

　　关于《腹地》的写作，还是先引用侯金镜1956年的一段话：“在抗日战争最残酷的时候，王林同志在敌人的据点村，掩护在‘堡垒户'的家里，夜间用麻袋遮住了屋子里的灯光，写下了后来在战火中遗失了的长篇《平原上》，也写了这部长达三十万字的《腹地》。在王林同志进行创作的那个时期......没有同代人描写革命战争的经验可以遵循。只是那么多的艰苦而感人的生活向作者涌来，激励作者迅速地把这时代的面貌加以记录。这是一个艰难的、创造性的尝试......”

　　1980年，时任解放军出版社社长的刘绳在一篇文章中写得更为具体：

　　据当年同王林在冀中并肩战斗的老同志介绍，一九四二年日寇对冀中发动残酷的"五月大扫荡"后，根据当时的斗争形势，上级指示，属于冀中军区一级党政军民团体的干部，要暂时转到平汉铁路西太行山区，为未来的反攻储备干部。王林属于这批干部之列。但是，他坚决向领导要求留在敌后，坚持斗争，恳切地表示了这样无畏的誓言："冀中最后留下一个干部，那就是王林！最后剩下一个老百姓，那也是王林！日本鬼子要搞‘三光'，只要王林活着，冀中就不能算‘光'！"后来，经负责组织干部过路工作的冀中区党委常委周小舟同志批准，王林做为例外留了下来。

　　王林回忆当时的思想活动说："这正如同演戏演到高潮一样，我不能中途退场。作为一个文艺写作者，我有责任描写这一段斗争历史，我不能等事过境迁，再回来根据访问和推想来写，我要做为历史的一个见证人和战斗员。来表现这段惊心动魄的民族革命战争史。那时，我就是这样同领导述说的。"

　　“关于反‘扫荡'斗争的艰苦生活，我都如实地写进《腹地》中了。在那样残酷的环境里，得时时刻刻准备着牺牲，留在冀中的同志们，当时传着这样一句口头语：‘端起饭碗来，也不一定能吃完这顿饭。'因为，敌人的点碉如林，汽车路、封锁沟密如蜘蛛网，随时随地都可能与敌人遭遇。我虽然坚信最后胜利一定属于中华民族，但并不敢幻想自己能够在战火中幸存。我就这样，像准备遗嘱一样，蹲在堡垒户的地道口上，开始了《腹地》的写作。”

　　“《腹地》是在硝烟战火中写出来的。它动笔于一九四二年冬，定稿于一九四三年夏。写作之中，敌人仍在穿梭‘扫荡'剔抉清剿，枪声不断从四野传来。”王林今天转到这村，明天转到那村，写完一叠稿纸，他就坚壁在地道里。这些经过艺术处理的血泪素材，他至今还保留着呢！

　　《腹地》的写作过程，是值得纪念的。

　　这是一种怎样的写作过程啊！难怪解放军出版社的兰草感叹道：王林是位了不起的战地军旅作家，他的价值是写出了一个战争状态下的冀中，中国文学史上还没有哪个人可以在战争状态下进行过如此强大的即时写作。

延安的文艺大员来了

　　《腹地》写好后，王林将底稿埋藏在地下，直到抗战胜利后，他才“回家取《腹地》稿本，出土如新，甚喜”（ 1945年11月18日日记）。

　　这时，延安的一些文艺大员们陆续来到晋察冀，他们刚刚经过延安整风运动，并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带到解放区。他们的到来使王林很兴奋，然而王林没想到的是他冒着生命危险、并"当作遗嘱"写的小说，却遭到他们的批评。

　　首先是张庚。在王林1946年5月31日的日记中记下了张庚的意见：不应这样写。冀中英勇斗争，如何胜利的？这村前后两支书皆坏蛋。其余的人，旧思想相当重，或和平共居，没有革命空气，令人不知光明何在？将黑暗不适当的夸大，看不着光明。

　　在同一天，王林给沙可夫写了一封信，并托张庚带给他。信中谈到与张庚"对于小说却有些不同的看法。我是以隐伏在农民心理中的旧意识旧作风与新意识新作风的斗争做为潜主题的。张庚同志则认为这个今天不需要。今天需要的是发扬冀中如何能坚持到今天，能取得胜利。这个我同意，但写时我还没有这个正确打算。"并表示要将小说"藏之名山"。

　　两个月后，王林收到沙可夫的回信，信中说："《腹地》不妨寄来看看，张庚同志他们给你的意见不一定就是说这篇东西完全要不得，用不着藏之名山......"并"希望你能上来住一个长时期，......这里如丁玲、艾青等同志在创作上比较有经验。来了以后可以和他们多谈谈，一定有好处的。"

　　因冀中党委不同意，王林没有成行。

　　接着就是陈企霞。他的意见更是尖锐：

　　作品中心——不同意将一个党的负责人写成这样。个别村里是有的，但典型的不是如此。将范世荣当成一个支书来写，令读者有坏印象......政治影响不好。......令人觉得共产党的力量在那里？

　　辛大刚的描写，有些是成功的，坚决忠诚，顽强，有教育意义。但另一方面则太孤独，有凄惨感觉，有个人主义奋斗。在资本主义范畴中，个人主义孤独奋斗则可赞成的。但在社会主义中，个人主义的孤独奋斗则是丑角。

　　根据地村中任何工作是都在支部上，应写最好的典型。这告诉全国人民，共产党是干什么；不应告诉说共产党里有坏蛋。

　　《腹地》主要缺点就在这里，没有爱护党如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

　　（以上摘自王林1947年1月5日日记）

　　一时间，围绕着《腹地》出现了许多流言，说这是"暴露黑暗"，甚至同王实味联系起来。在延安整风中，王实味就因"暴露黑暗"被批判，被定为托派。这些无疑对王林造成了极大的精神压力，使他感到"灰心丧气"。他对自己也产生过怀疑，但又感到茫然。他在1947年11月10日的日记中写道："我后悔不先看了毛主席的文座会讲话再写文章。谁原谅我写时，连党报都看不见，更不知道，将来会有毛主席的文艺座谈会讲话呢！因此，灰心丧气了好几年。"

　　面对着种种非难，王林在日记中疾呼："我本打算等黄敬他们开会回来赴冀中时，我好拦路喊冤，要求审查与出版我的《腹地》，不料他们迟迟不来到。"

　　当然，也有为《腹地》叫好者。胡苏看完《腹地》后"兴奋得半夜没睡着"。刚被批评后的丁玲虽然没看过小说，却劝王林"将《腹地》给周扬寄去"。

　　1948年夏，在石家庄召开的华北文艺座谈会上，《腹地》又被提了出来，陈企霞在大会上说："在共产党领导的地区，不能出版这本小说！"

　　而周扬却说："别人说这本小说把解放区写得太黑暗了，我看写的还太光明了呢，冀中区那个时候的工作就那样深入吗？"

　　周扬其实只看了一半，而争论最多的恰恰就是上半部，下半部就连陈企霞也承认是比较好的。

　　时间很快就进入了1949年，全国也面临着解放，可《腹地》仍然这么"拖"着，从它出生算起，已经整整六年了。难怪王林发牢骚说："一部三十几万字的小说，对于党来说，不过沧海一粟。但在一个写小说的普通党员自己看来，却是一生的大事。敝帚千金，文人都难免有此心理。"

突然出现转机

　　5月，突然出现转机，21日康濯来信说：

　　花了两天时间，看完了大作《腹地》，我激动得不行！我拼命找黑暗，但找不着！我拼命找"看不出人民力量"的东西，但人民力量都向我涌来！这样一个在炮火里出生的作家，写出那么一部有意义的东西，竟遭遇如此，难怪王林要发疯了？

　　我刚才看完，稿本还在桌上，就激动得不能不写此信。我不想谈什么意见，总的说，缺点也不少，比如前面写得太多，应压缩删改，后面也还有些小问题，应修理。而用"章回"更毫无必要，但《腹地》却是一部有意义的书......

　　孙犁也转来康濯便条说：对《腹地》意见是最高要求，如作者不修改也可以。

　　接着，6月6日周扬来信：

　　很久没有写信给你，《腹地》也没有全看完，但就我所看的部分，我觉得是可以出版的，有些地方仍尚需稍稍修改。最近，欧阳山、庚濯看了，有些地方与我有同样的意见。现将他们写的意见寄给你参考，你是否在最近抽出一点时间，来作最后一次修改后即付印。这对于你和我们大家都算完成了一件任务，"抗日史诗"是需要写和印的......

　　书可以出了，但需要改。怎么改？王林有自己的看法，"要求把范世荣（村支书）改掉，办不到。"6月30日的日记就非常有趣：

　　散会后出了礼堂门，周扬同志正和别人谈问题，我想一蹭过去就算啦。他看见我，不得不点一下头。他问我有工夫改吧？我说要修改。他又说出版吧？我说是不是修改了再给你捎来？他说捎来吧，捎来再叫他们看一看。我一听这话，又冷了半截。修改完了再捎给他，他又转别人看，别人还不知道什么时候看！再等到联合政府文化部成立了再叫他们看，他们刚一成立，行政事再挺忙，一拖这就是一年、两年，一、二年以后还不知道看清看不清地做个结论，老天爷会知道《腹地》要遭到什么命运，我的神经健康程度，实在经不住这些老爷们的奚落啦！还是回去修改一下，托人出版了吧......

　　王林抓住时机，开始活动，他找了黄敬。此时天津已经解放，黄敬任市长和市委书记。王林的8月5日的一段日记：

　　午间，范瑾（黄敬夫人）来电话说，老黄到了北平打电话问周扬，周扬同志说前半部啰嗦，如不改，也可以出版。范劝我写信给周，就说与黄说好了，托他给老黄写一介绍，在天津出版。但我考虑这种措词，有点儿狐假虎威、盛气凌人。所以当时没写，今夜才写，只是报告改的情形，表示愿在津付印。

　　接下来的事就快了：

　　8 月19日，"圣旨算下来了，周扬叫王子野给天津新华书店写了封信，叫他排印《腹地》。"

　　9月6日，"校完《腹地》，松一口气......真要有三十万字......咳，多年的宿愿达到了！"

　　9月30日11时，"到新华书店印刷厂，取了《腹地》第一本，先到文工团送给大刘（王林的爱人刘燕瑾）。"

　　《腹地》终于和读者见面了。第一版印了一万册，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孙犁专门发表评论文章，称"这是一幅伟大的民族苦难图，作者自始至终亲身经历了这个事变。写‘反扫荡'是本书最拿手最成功的地方。""当然，本书最精彩的地方还是真正写出了冀中人民的生活的战斗的情绪......"

　　侯金镜则说："用了一天半看完，这是说，内容吸引着我。生活亲切，看时立刻想起了反扫荡、农民、土改......看后无黑暗感觉。"

　　接着方纪、胡丹沸、阿垅、秦兆阳、刘秉彦、芦甸、陈乔、李之放等等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基本上是肯定的，也提了各自的意见。

　　1950年2月，出版总署出版处给王林来信说：《腹地》要再版。连陈企霞都不得不承认"到今年三月已经再版，先后印发了二万册。从我们目前的文学水平和读者广度上来说，证明这已是一部不应漠视的读物。"

畅销，惊动《文艺报》

　　谁也没有想到，这件事惊动了《文艺报》，此时丁玲任《文艺报》主编，陈企霞任副主编，实际上掌控实权。拿后来丁玲的话说"因为当时看着这本书销售得太快"，陈企霞急忙在《文艺报》上发表了长达两万三千多字的批判文章《评王林的长篇小说〈腹地〉》。

　　陈企霞认为《腹地》"无论从主题上说，从人物、题材、结构甚至语言上说，都存在着本质的重大缺点。"然后他就具体地对每个人物、每个情节进行了分析，最后得出结论："抗日战争在一个具体的村子里，党的领导实际上是被否定了的。"并万分惋惜地"特别指出他对党的领导作用，以及对党内斗争理解上的错误认识与糊涂观念，是这部作品的问题的核心。"

　　《文艺报》当时是作为党在文艺方面的喉舌，是最权威的理论刊物。《文艺报》上批判了《腹地》，并被冠以"否定党的领导"，其严重性是可想而知的，《腹地》等于被判了"死刑"，王林也受到各种批判，主要的一点就是他的"自然主义"。

　　谈到《文艺报》，我最近在网上查到一些资料很能说明问题。在徐庆全的《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冤案是怎样酿成的》一文中提到：

　　曾经在丁玲、陈企霞手下工作过的唐达成，回忆起那时候的《文艺报》，心情复杂地说：

　　实际上《文艺报》过去不是右，而是左得厉害，紧跟得厉害！它紧跟的不一定是周扬，而是更高的领导。批《武训传》，批《红楼梦研究》，批胡风。那时丁玲一度是《文艺报》领导，左得厉害！你说批孙犁有什么道理（批《风云初记》）？批碧野有什么道理（批《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批萧也牧有什么道理（批《我们夫妇之间》）？批《三千里江山》、批《关连长》......一路批下来。那时人家一拿到《文艺报》就哆嗦：又批谁了？所以，这一点上，周扬对《文艺报》有看法也是有原因的。那时《文艺报》确实把文艺界搞得惶惶然，引起文艺界的众怒。这不是周扬的责任，是丁玲的责任。当然也不能简单化。这种编辑思想，不能完全让丁、陈来负责，要是没有上面的意思，她也不敢总这个样子。

......

　　翻翻从创刊到1952年的《文艺报》，确如唐达成所言，是"一路批下来"的。

　　开这种"战斗性和尖锐批评"风气之先的，是《文艺报》主编之一陈企霞对王林的小说《腹地》的批评......王林对这样的批评感到震惊。据徐光耀回忆，王林专门找到周扬去吵："我这是在日本鬼子的炮楼下写的小说，你看了没有？"

　　根据目前的查证，建国后批判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就是《腹地》。

在我写这小说时还没见到《讲话》

　　在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下，王林曾经一度感到"走投无路"，他想到了给党中央写信，一方面对陈企霞的批评"不完全同意"，一方面又不得不自我反省："在我写这部小说时，还没有见到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故对歌颂和暴露问题闹不清。后来上山整风时学习了，但米已成粥，改不过来了。"

　　对陈企霞的批评，王林"总是抱着抵抗的态度"，准备让"几个负责同志看后，开个座谈会......申诉一下自己的意见，和陈企霞打‘对堂官司'"。可是在一些公开的场合，他又不得不违心地检讨自己的"自然主义"，承认自己的"错误"。

　　但是，在经过最初的痛苦、惶惑、迷茫、消极、悲观之后，王林渐渐从打击中恢复过来。为了能"申诉一下自己的意见，和陈企霞打‘对堂官司'"，他认真关注党报上的文章，当时《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系列前苏联有关文艺政策的文章，特别是马林科夫的报告。经过学习和反省，王林对自己的《腹地》充满了信心，"我相信：我所走的是现实主义的道路！""我的《腹地》没有犯‘害怕生活的真实，避而不去描写生活矛盾'的罪过。我是写的新与旧的斗争，荣军辛大刚代表新，村支书范世荣代表旧。我没有让‘否定人物压倒一切'。"并且大声疾呼："《腹地》究竟有何错误，越来我越不明白！"

　　同时王林还关注着党内的斗争，当刘青山、张子善、高岗等被揭露出来，王林认为这是"因为党内民主生活不足，使这些好干部，都走上了可耻的道路！我不能不感到异常沉痛！同时，我又觉得《腹地》所被动地反映出来的这个问题，长期被误认为‘暴露黑暗'而感到异常沉痛！"这些人物的职务远比一个村支书高得多，从而给《腹地》以事实和理论的证明。

　　1953年7月，王林经过三年的"反省"之后，终于在题为《坚持真理，改正错误》的检查中，对陈企霞的批评进行了全面的批驳，并在文章的最后写道："断章取义的曲解，固然能够使不看原作的人钦佩批评家的笔法，但是对于作者有什么益处呢？"

众作家的反应

　　方纪在看了这篇检查后给王林的信中说：

　　我的意思是：除了应该承认的缺点外，应采取主动，对批评本身提出批评。照我看来，那篇批评基本上是公式主义的，并且态度不是与人为善的......因此我建议你再想想，写一篇主动反驳的文章......我这当然还不只是讲"战术"，而是对问题的基本态度和方法。因为你的作品，无论从其优点和缺点方面来说，都是有典型意义的，陈的批评更是所有批评中的"代表作"。因此应该作为一个原则争论，严肃对待。

　　也是这年的夏天，王林在在北戴河海滨遇到丁玲，请看王林的一段回忆：

　　她很关心地问我："《腹地》为什么不出版了？"我说："不是被你们《文艺报》批评得书店不再给出了？"她又说："国营书店不给出，拿到私营书店出！"我说："我多少还有点儿党员的自尊心。"我又问她对《腹地》的意见，她说："企霞同志那篇文章发表的时候我虽然正在《文艺报》当主编，可是我没有看过《腹地》。"我问为什么不亲自看一看呢？她说："我听说有两种不同的看法，我怕卷入漩涡！"接着哈哈大笑起来。她开心地大笑，我却混身打冷战。我心里想这真叫做"饱汉不知饿汉饥"！

　　同时，王林还见到周扬，并向周扬发牢骚说："我们抓住杜聿明这些战犯们，不是还没有杀，还进行教育改造的吗？为什么文艺领导上对王林连战犯都不如？"得到的答复却是："你那本小说，我还没有看完。过了第二次文代会，我一定抽时间看完。"

　　1954年元旦，王林到时任天津市委宣传部长的吴砚农家做客，饭后闲谈，吴砚农劝他"对《腹地》被禁问题，就不必再追究。"王林说"这问题比我的生命还重要，我死了也要写遗嘱，要求解决这问题。"又说："书被禁，他们想像过去国民党秘密枪杀共产党员似的，杀错了也算了。我却不能不追究历史的公平解决。"结果"弄得很见僵"。

　　后来发生了"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事件，《文艺报》受到批判，自然也涉及到《腹地》。

　　1954年11月11日丁玲给王林的信中说：

　　我在读你的书的时候，常常涌起许多喜悦，屡次和陈明说到你是熟悉农村的，许多的想法和语言，我都觉得好，可是也觉得有些地方是没有写好的。陈企霞和毛宪文批评你的地方，我认为大部分不对。

　　随后她在一次有茅盾、陈企霞、冯雪峰、康濯等人参加的会上发言："在张家口时候就听见对《腹地》的风言风语，所以后来见到陈企霞的批评文章，也认为所见略同了。"

　　1956年9月侯金镜在《文艺报》上发表文章，对陈企霞的"新评点派的方法"进行了批评，认为他对《腹地》的批评"武断粗暴"，是"教条主义"，对小说本身仍认为"在主题的明确性和艺术的完整性上都存在着很大缺点"。对此王林并不完全认可，认为是一篇"吞吞吐吐的文章"，"也不见得很深刻。"

　　在此期间，王林也得到一些人的支持，比如孙峻青，他听说《腹地》值得一看，专门到书店去买，没有。后在废纸堆上买到一本扯去封皮的《腹地》（因有皮不让公开卖）。他说给他留下的印象很深，并劝王林"改时要有自信，不可随风倒。"

　　到了1957年5 月，党号召"整风"，《文艺报》要王林写些文章，谈谈"对当前文艺领导工作的意见和批评"。于是王林写了《历史上的一点教训》，"将《腹地》所受的，挥墨都写了出来"。

　　在这几年里，王林至少写了八篇检查。因时期不同，内容和认识也不尽相同，有委屈，有辩解，有抗争，有困惑，也有屈辱和违心的自我批判，但王林始终坚持"不管《腹地》是否有很多缺点，甚至于有很多严重错误，但是我相信：我所走的是现实主义的道路！"

　　这期间，王林的挚友黄敬多次劝他去干别的工作，不要"从事专门写作"。他表示拒绝，所以黄敬批评他"不愿做行政工作，就是政治冷淡"。王林说："目下不写‘五一大扫荡'，以后哪有另一种生活能比我亲自参加的‘五一大扫荡'更深刻的？""我不能不把这事当生命来关心！"最后黄敬不得不感叹道："匹夫不可夺志！"

　　对陈企霞我想再说两句。后来陈企霞被打成"丁陈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遭到迫害，比我父亲还惨。我父亲对陈企霞没有个人的恩怨，我从未听说他对陈企霞有过什么人身的攻击。八十年代初陈企霞平反后回到北京，他女儿还来我家，看我弟弟王克平的木雕，我父亲见到她还对陈企霞的遭遇表示同情。这种挥棒子打人，后来又被棒子打了的人，在建国后的文艺界很多，甚至包括周扬。这种现象还是让文学史家评论去吧！前些日我和胡可叔叔谈到陈企霞，他说陈企霞这人不坏，当时的文艺思想就是那样。我说我理解，没有陈企霞，也会有张企霞，李企霞。胡可叔叔表示赞同。

一改三十年

　　由于《腹地》仍存在着"重大缺点"，不能再版，王林不得不进行修改。改的过程也是反反复复，而且一改就是三十年。在他去世前终于完成，并在他去世后的1985年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这个修改的过程也是极其痛苦的，拿胡可叔叔的话说，就像他在文革中改《槐树庄》一样。这个过程很复杂，这里就不多说了。

　　说实话，这个版本我读了几次都没读完，总觉得里面有"高大全"和"三突出"的东西。我以为《腹地》就是这个样子。

　　后来在整理我父亲的遗物时，我发现了1949年版的《腹地》，我刚看了几章，就被强烈地震撼了。拿我现在的文艺观念来看，这真是一部伟大的直接描写抗日战争的作品。之所以说它伟大，就在于两个字：真实。也正因为它太真实了，按当时一些人的文艺批评的标准，被批评为"自然主义"。其实自然主义也是一种创作方法，也未必不伟大。文艺既然要百花齐放，就不可能只是一种创作方法。

　　小说中描写了许多普通的农民，他们可能怕死，可能偷生，可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甚至带有民族的劣根性，但是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向背，才决定了抗战最后的胜败。小说中是写了一个蜕化变质的村党支部书记，但正是通过群众中的先进分子与这种蜕化变质分子的斗争，显示了根据地人民民主政权的巩固。我认为这是一幅冀中人民英勇抗战的活的图卷，可以和蒋兆和的《流民图》相媲美。

　　1984年王林去世后不久，鲍昌在《王林的生平与创作》一文中写道：《腹地》的"最大特点是真实。我敢说，这是迄今为止描写冀中抗日斗争的最真实、最有生活气息的作品。小说中的人物有血有肉，没有一个人物是概念化的图解......"他所说的是1949年版，当时1985年版还没出

　　1986年吕正操为《王林选集》作序道："王林为人开朗，富有风趣。能接近群众，妇孺多识其名。......他长年累月走乡串户，熟悉地方风土，所知掌故最多，有冀中活字典、活地图之称。所著长篇小说《腹地》，反映冀中区军民，于敌寇五一大扫荡之时，艰苦卓绝战斗情景，真实生动，可歌可泣，富于史料价值。"

　　这样一部优秀的小说，经过我父亲不断地修改，用他自己的话说"几乎等于重写"，结果却是越改越糟。如果他能一直按照他自己的意愿走下去，他一定能写出更好的作品，可惜不断改造的结果是越来越不会写了。这真是一个悲剧！一个时代的悲剧！

　　我又仔细对照着看了陈企霞的批评文章，我觉得陈所批评的东西，恰好正是《腹地》的精华。所以我决定再版《腹地》1949年的版本，让人们看到《腹地》的原貌，这就是2007年8月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腹地》。

　　王林在他的检查中多次提到："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我写完长篇小说《腹地》一年多以后到北岳区整风才正式看到。"在和一位文学朋友谈到此事时，他说：王林要是先看了《讲话》，他就不是王林而是孙犁了，他也就写不出《腹地》了。这话我觉得说得很深刻，孙犁就是1943年到延安后才写出他系列的"荷花淀"小说。这也是王林同其他冀中作家如孙犁、梁斌等的不同之处。

　　最近冉淮舟在一篇文章中评论道：

　　王林同志是冀中抗战文学最有成就、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他和孙犁、梁斌同志一样，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而且，就反映抗日斗争生活的真实性来说，无论是在冀中，整个敌后战场，还是正面战场；或者说无论是解放区，还是国统区，我想可能还没有哪一位作家可以和王林同志相比，其作品可以和王林同志于1943年在地道里写出来的长篇小说《腹地》相比。

　　在《腹地》出版的同时，我还印了一本《备忘录》，其中选了王林日记中有关《腹地》的摘抄，王林的四篇检查，以及陈企霞、侯金镜的批评文章，以供有兴趣的人参考。

　　我将新版的《腹地》、《备忘录》、以及解放军出版社即将出版的《王林抗战日记》的片段送给了陈建功。不久收到他的回信，信中说：所赠之书"对于研究当代文学史家来说，其出版意义是不同寻常的。备忘所陈，是那个时代文艺批评的真实，不涉及个人恩怨，皆时代使然也。但对每人总结历史，吸取人生教训，亦有相当帮助。《抗战日记》弥足珍贵，未经藻饰，更显真实可信，相信对理解抗战真实场景、心态，有大助也。"

　　再版《腹地》也得到老前辈魏巍、胡可的支持。魏巍看到书后，亲自打来电话，第一句话就是："王林有个好儿子！"我觉得这是对我们再版这本书的肯定。胡可则说："这是还历史本来面貌。"

　　而我更期望的是广大读者能认可这本书。

　　最后还有一点要说的是，在我读完我父亲精心保存的这个版本后，突然在书的最后一页，发现我父亲用钢笔抄录了郑板桥的两句诗：隔鞋搔痒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我一下子惊住了，这不正反映出我父亲当时的心境吗？我长时间地体味着，感慨着，无话可说。

2007年12月9日

激动之余《父亲和廖运周》（四）

wangduanyang — Mon, 12 May 2008 09:55:21 +0800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廖运周在淮海战役起义，我父亲听说后异常兴奋，在一本新送来的书上题写了一段文字。

原文：

昨夜得知廖运周兄十一月二十九日在宿县罗集起义；今晨听说徐州敌逃；傍晚李宝光同志送此书来，言此次到石门开会完全准备进四大城市；掌灯后又接到后勤司令部于本月六日召开平津战役后勤会议。兴奋，痛快！

王林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三日记于饶阳北善

一封未发出去的信《父亲和廖运周》（三）

wangduanyang — Sat, 03 May 2008 10:02:18 +0800

一封未发出去的信

　　1930年秋，我父亲考入青岛大学外文系，旋即赴青岛上学，从此和廖运周失去联系。以后几年，我父亲参加共产党，搞学运，搞兵运，在一次策动军校兵变失败后，我父亲逃到北平，找到黄敬。二人在这脱党期间，一起去人大、北大旁听，后黄敬考入北大物理系，我父亲则开始写小说。"一二九"运动之后，黄敬恢复了党籍，并成为北平市委的负责人，他又派我父亲到西安东北军搞地下工作。这样，我父亲于1936年8月来到西安。

　　在整理我父亲的遗物时，发现了一封写给廖运周的信，日期是1936年6月22日。还是先看看这封信吧。

运周兄：

今天我可忍不住再不给你写信了。可是我还不知道你的通讯地址，这封信什么年月才能碰到你的眼簾，那真叫人纳闷。

几年以来，只要一想起你来，我的心没有不立刻颤动的，眼圈发涩的。然而今天我却无论如何也耐忍不下给你写信了。明天即是旧历端午节，眼下正是下午三时。然而我感不到节日的欢乐，又不知道如何消磨这个夜晚。我是闷坐在一个破公寓里，望着天花板发呆。

前些日子在平见过家和兄，一提你，我们立刻沉默无语了好久。六七年失了讯音的朋友，突然听到他的生活近状，叫人心跳得如何还能说出话来，你想。自说的像你那样热情，那样坦白的朋友，一生可能遇见几个？我们的分别，真是我们的大不幸，然而这不幸什么时候才会终了呢？

家和兄几年来人事上相当顺利，现在天津市政府。我连年奔波一事无成，只有将精力转入文学，藉灭蹉跎之苦。将来也只有往这条路上努力。

写到这里，我真不想写下去了。一来心绪太乱，二来觉得写在纸上的每一个字都是死板的。我只在妄想，还有没有一天，我们得重新聚首，大哭大笑几天？

　　　　　　　　　　　　　　　　　　　　　　　六月廿二日（一九三六年）

　　　　　　　　　　　　　　　　　　　　　　　端午节前一日下午

　　我父亲当时的心境已跃然纸上，我也没什么可多说的了。这封信显然没有发出去，但却留下了许多历史的信息，对了解我父亲来说，极其珍贵。

　　这之后，我父亲写了一篇小说，居然在手稿后面，出现了廖运周提写的意见......

沈从文与王林的师生之谊 (转载）

wangduanyang — Fri, 02 May 2008 13:21:37 +0800

4月29日《天津日报》发表了沈从文为《幽僻的陈庄》写的题记，和四川大学教授陈思广的文章《沈从文与王林的师生之谊》，现转载如下：

　　编者按：２００８年２月１７日，本刊发表孙玉蓉的研究文章《幽僻的陈庄并不幽僻--谈罗烽对王林早期小说的评论》，介绍本市已故著名作家王林１９３５年１月创作出版长篇小说《幽僻的陈庄》之后，作家罗烽以彭勃为笔名，于１９３５年８月２５日在天津《大公报·小公园》发表评论文章，这也是迄今发现较早的一篇评论文字。近日，又有研究者陈思广撰文，披露沈从文先生也曾对《幽僻的陈庄》做过评述，且时间早于罗烽之文，这两篇发表于七十多年前的佚文，无疑对王林的革命生涯及文学创作研究提供了帮助。

　　现将沈从文先生原文及陈思广的文章刊发，以飨读者。

　　 《幽僻的陈庄》题记

沈从文

　　二十一年（１９３２年--编者注）我在某某大学教小说习作,起始约有二十五个人很热心上堂听讲,到后,越来越少，一年以后便只剩下五个人了。五个人中还有两个是旁听的。只因为每个选课者皆想从这一堂上得到一点创作的知识。不止知识,他们还需要的是"秘诀"，或"简要方法"，以便学来处理自己的故事。（许多人以为创作只是记录一个故事，只要有故事写下就成！）但这个工作从我说来，既无秘诀可言，也并无如何神奇，且工作真不简要，就更无传述这简要方法的可能。我告他们的只是一个作家必须做的事情。说的话或者过于老实，把"创作"或"文学"看得太容易，顺此失去了它原有的神秘与尊严，使这些朋友很失望，于是他们自然就改选其他有用课门去了。这件事想来我应当抱歉。我原本以为这些青年朋友皆当真想从事于"创作"，皆有志于以"文学"，可是事实上，他们却是来"上课"的。他们如上别的课程那样，听着，记着，下堂时就照样去看看书，于是完了。有些人或稍稍不同，然而总还抱了与上国文课差不多的态度上堂，这能学个什么？

　　我要他们先要忘掉书本，忘掉目前红极一时的作家，忘掉个人出名，忘掉文章传世，忘掉天才同灵感，忘掉文学史提出的名著，以及一切名著一切书本所留下的观念或概念。末了我还再三说，希望他们忘掉"做作文""缴卷"。能够把这些妨碍他们对于"创作"认识的东西一律忘掉，再来学习应当学习的一切，用各种官能向自然捕捉各种声音、颜色同气味，向社会中注意各种人事。脱去一切陈腐的拘束，学会把一支笔运用自然，在执笔时且如何训练一个人的耳朵、鼻子、眼睛，在现实里以至于在回忆同想象里驰骋，把各样官能同时并用，来产生一个作品。我以为能够这样，这作品即或如何拙劣，在意识上当可希望是健康的，在风格上当可希望是新鲜的，在态度上也当可希望是严肃的。写成后，若认为失败了，也不过是把这个作品放在过去的标准中比较，得到一个不可免的失败罢了。然而毫无可疑第一个作品即或失败，能用这种方法态度继续下去，却可望来日在另外一个作品得到相当的成功。倘若作者不以失败为意，有魄力，有毅力，能想法多多认识社会各方面，了解他们的言语，爱和憎，悲哀或悦乐，一支笔又学会大胆瓷纵无所畏忌的写下去，这个人所读的书即或不多，还依然能写出很完美很伟大的作品！

　　我说的话与一个"在学校时读书出学校时教书"的学生不甚相合，那是很自然的。

　　在那里两年我并不失望，因为五个同学中有个旁听者，他所学的虽是英文，即居然大胆用我所说及的态度和方法，写了许多很好的短篇小说。他是北方人，所写的也多是北方乡下的故事。作品文字很粗率，组织又并不如何完美，然篇章中莫不具有一种泥土气息，一种中国大陆的厚重林野气息。他已明白如何把握题材，所缺少的，不过一种处置题材的精巧技术而已。几年来在《现代杂志》、《文艺副刊》、《国闻周报》用笔名儁闻发表的一些短篇创作，读者只要稍加注意，得到的印象，必与我意见相差不远。中国倘如需要所谓用农村为背景的国民文学，我以为可注意的就是这种少壮有为的作家。这个人不独对于农村的语言生活知识十分渊博，且钱庄、军营以及牢狱、逃亡，皆无不在他生命中占去一部分日子。他那勇于在社会生活方面找寻教训的精神，尤为稀有少见的精神。

　　现在他把他写的一个长篇给我看，这四百面的长篇巨制，据他说来，还只是计划里四部曲的一部。看完了这个作品，我很感动。他那种气概就使人感动。对于这个作品的得失，读者的批评说的一定更中肯。一个为都市趣味与幽默小说小品文弄成神经衰弱的人，是应当用这个乡下人写成的作品，壮补一下那个软弱灵魂的。

　　　　　　　　　　　　　　　　　　　　一九三五年二月十八日作

　　　　　　　沈从文与王林的师生之谊

　　　　　　　　　　　　　　　陈思广

　　在许多作家的成长道路上，都清晰地印刻着他们领路人的足迹。正是引领者睿智的慧眼，将一个个怀抱远大志向的文学青年带进了文学的殿堂，他们因之也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学幸运儿。王林就是这样走过来的，而带他走上文学之路的正是沈从文。

　　1931年8月，没有任何名分的沈从文觉得光凭写作难以生存，于是在好友徐志摩的引荐下，应校长杨振声的邀请来到青岛大学中文系任讲师，主讲"中国小说史"和"高级作文"两门课。

　　当时正在青岛大学外文系就读的大二学生王林（当时叫王弢），得知作家沈从文来校任写作教师，非常高兴。此时，他的文学兴趣正浓，也迫切希望得到名家的点拨以使他更快更好地领悟文学的奥秘。所以，他虽然不是中文系的学生，不能正式选上沈从文的写作课，但他还是以旁听生的身份走进了沈从文的课堂。

　　此时的沈从文，虽然比在武汉大学任教时放开了许多，但据听过他的课的臧克家后来在《新文学史料》上回忆说："他上课，声语低，说的快，似略有怯意。"为使学生明白创作是怎么回事，如何能提高创作水平，沈从文不仅用心去讲课，还常常以自己的创作为学生示范如何叙述平凡小事，如何从中看到文学的意义。这使得那些仅想着如何上课、如何简捷便利地获得分数的学生感到无利可图......

　　沈从文将他对文学的真诚理解和创作的高境界严要求，认真地向同学们传授着，但眼里只有分数也并不对创作抱有热诚的学生们，难以理解沈从文老师的良苦用心。25位来听课的学生，一年之后只剩下5位，其中包括两位旁听生。当然，王林是两位旁听生中的一位（另一位是李云鹤，即江青）。但沈从文并不失望，在他看来，只要有一位学生认真听讲，细心揣摩，精心创作，就是希望，就是收获，就是成功。

　　果然，外语专业的王林不仅从始至终认真地听着，还大胆地用沈从文课中所说的态度和方法努力地实践着。听课才一个月，他就创作出短篇小说《岁暮》。这篇表现农村劳动妇女不幸命运的小说，充满着北方农村底层妇女无尽的悲哀，文中的选材与创作方式，正师法着沈从文在写作教学中的指导思想，作品所透露出的健康意识，纯朴的风格和严肃的态度，也正是沈从文美学思想的自然展现。

　　1932年夏，王林因领导同学罢课被学校当局除名（时任地下党支部书记，一同除名的还有黄敬），但这篇署名儁闻的短篇小说依然刊登在1932年12月1日第2卷第2期的《现代》杂志上。这是王林的第一篇小说处女作。从此，他与沈从文，与《现代》杂志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先后在《现代》杂志（1934年7月1日第5卷第3期和11月1日第6卷第1期）上又发表了短篇小说《怀臣的胡琴》和《二瘾君》，继续展示着他文学创作上的才华。而1933年7月就已离开青岛大学的沈从文，也仍然记着这位认真听讲并开始入道的文学青年，时刻关注着他在创作上的发展与进步，也将他寄来的作品如《这年头》等发表在自己主编的《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可以说，王林的每一点进步，沈从文老师都看在眼里，喜在心头。

　　因此，当1935年初，王林将他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幽僻的陈庄》送给沈从文，再次希望老师能给予教诲时，他欣然写下了《〈幽僻的陈庄〉题记》，记下了这段令人难忘的珍贵的师生情谊，也写下了他对文学青年王林的真诚感言。文章刊于1935年3月10日第1卷第6期的《水星》上，署名：沈从文。

　　王林是幸运的，在他迈上文坛之初，就遇见了深知创作甘苦又好提携青年的沈从文，因此他的作品充满了乡土气息，充盈着用各种声音、颜色同气味交织的健康的文学品格。这是王林不断探索的结果，也与沈从文老师精心点拨分不开。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沈从文就没有后来的王林，也就没有后来的《幽僻的陈庄》，是不过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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