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离开五代会

 

 

      郑三生调走，池必卿来了，接替郑任二把手。

      池必卿来天津以后干了三个大工程： 6985铁厂、玉田煤矿、7047天津地铁。"6985"是1969年8月5日中央批准建设的，由天津市和河北省共建。地点在河北省邯郸地区涉县更乐村和武安县。天津最早的负责人是吴毅夫和李先元，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前期考察。这与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出现了矛盾：工程款到底批给谁？给天津呢还是给河北？两边都给肯定是不行。河北省不想放手，天津也不想退出，争执不休。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出面协调此事，天津是池必卿带队，河北是革委会副主任（副省长）岳宗泰带队，到北京协商，各自陈述理由。当时河北省的革委会主任是李雪峰，他是华北局的老书记，职务比解学恭大，他说了一句话："我已经飞了一块地了（指迁安铁厂已经划给北京），不能再给天津飞地了，要是6985再划归天津，河北又飞了一块地。"此话不知怎的就传到了毛主席的耳朵里，毛主席就说了一句："飞来飞去也没有飞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了毛主席的这句话，事情就顺利多了。协商的结果，铁厂和矿山划归天津。天津开始着手组建"6985"工程指挥部。

      革委会开会研究组建"6985"的班子，这时我就考虑了：自己总在工代会这个地方呆着也不是个事啊！总也脱离不了派性的山头不说，而且当时的形势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自天津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天津的各区县局及各单位也都按"军、干、群"三结合的路子先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此时，在"群"的部分中，造反派所占比例还比较大。但时间不长，1969年4月"九大"密秘召开以后，中共天津市委恢复了，下属单位党的组织也都按照"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陆续恢复了，逐渐取代了革委会的领导地位，革委会的作用不断被弱化。进入党组织的领导成员中，造反派所占比例也大大削减，因为造反派中非党员的人多，进不了领导班子，市委常委里只有张福恒和蔡淑梅两人。在这种形势下，工代会已经形同虚设，没有多少事情可做了。

      经过一番思考，我提出来要去"6985"。解学恭当时就同意了，散会以后把我留下谈话，提了三条要求：第一你的工代会组长不撤，由副组长李荣贵主持工作。第二下去以后好好锻炼。第三要全力以赴支持杨拯民的工作，不能搞左的。市里任命杨拯民为"6985"的总指挥，我排在第二位，领导班子的组成：杨拯民、林启予、吴毅夫、李先元、郝城、白启荣、师义，主要负责人就是杨拯民。我们去涉县的时候已经是1969年11月份了。也是在这时才认识了杨拯民。由于矿山没有人去，杨拯民提议、市里批准，增加刘兰泰为指挥部成员。去涉县之后，领导班子就厂区选址问题展开了一场辩论，分成"山上派"和"山下派"。"山上派"主张将工厂建在山上，最主要的理由就是，这样做可以不占耕地、不占好地。"山下派"的依据是，加快三线建设，方便运输，节省建设资金，可用节省下来的钱补贴被占耕地的农民。我代表山下派，李先元代表山上派，向市里汇报。听汇报的领导有池必清、费国柱等。最后，还是市里拍板，将铁厂建在山上。

    那么大个单位没有党组织还行，这些老同志咋就一心只想着出来工作。杨拯民从干校出来，他没有等到恢复党籍，便风风火火地走马上任了。当时的"6985"只有指挥部，没有党委，这就给以后的种种矛盾埋下了伏笔。"6985"上马，组建队伍，从北京军区要了五千名复员军人，市里又分配了69届、70届六、七千名中学生，还接收了文革中被分配到天津盐场劳动的几百名大学生。大量的干部和职工怎么管理？杨拯民跟我说："是不是找部队要点军代表。"当时社会上各个单位都有军代表，红得很。这本是杨拯民的好意，完全是为了队伍建设着想。我当然同意啦。他就去找66军的杨子安政委商量，定下来了：分配到"6985"的复员军人，连以上的干部作为军代表不脱军装，连以下的全部复员，另派陈长庆师长作为军代表的总头头到指挥部工作，排名在杨拯民之后。

    文革中我一直都是"支军派"，可到了"6985"我却成了"反军派"。陈长庆是66军的一个师长，党籍没有受到过影响，结果到了指挥部就开始抓权。首先是成立临时党委，只有郝城入阁，杨拯民等其他老同志都还没有恢复党籍，我是白牌，无缘入围。

    指挥部的工作分成几大块：现场高炉指挥由李先元负责，水源由我负责，矿山由刘兰泰负责，铁路编组站建设由郝城负责。供水工程原设计方案是全部铺设铸铁管线，可当时物资匮乏，国家一寸铸铁管也不给。这么多民工队伍都已经开进了现场，施工如何展开？杨拯民就来找我商量，看看能不能在山上做做文章。我说："明白了。"于是带人从更乐到涉县，又从涉县翻山回到更乐，考察了一遍，回来向杨拯民汇报说："行，但是需要打通一条隧道。引水的管道用不了多长，自己用钢板卷就行。"整个方案是先把水提升到山上，然后沿山势修一条水渠，水沿着水渠自流而下，直接引入厂区，再加压送入铁厂。

    铁厂建设有两支专业队伍，第一支队伍是冶金部直属的二冶，另一支就是天津五建，这是白启荣的"杰作"。白启荣本就是五建的职工，市革委会常委，他带队修建的天津去北京的公路大桥--引河桥，池必卿挺满意。组建"6985"的领导班子时他主动向池必卿提出申请，池同意了。派哪个建筑公司去"6985"？，池必卿没有找吴毅夫，而是找的白启荣咨询。白启荣拍着胸脯推荐了五建，池必卿同意了。吴毅夫得知情况后还很有意见：怎么不咨询我呢？五建的队伍最差了，要六建，要三建、一建，也不能要五建！（吴毅夫文革前为基建政治部主任）

    五建的革命委会主任赵登山是66军转业的，陈长庆就抓住他开始大做文章。1970年底开计划工作会议期间，赵开始攻击铁厂的领导班子，说"6985"领导班子不是党的领导，是资产阶级的，我们要脱离开，坚决不服从他们的领导。扬言要撤回天津。还搞了很多名堂，建工局的郭玉斌带队去慰问，他们搞夹道欢呼等等，非常嚣张。实际上是在给指挥部施加压力。陈长庆却要把他树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标兵。我们坚决反对，吴毅夫有意见不敢讲，我不怕，就和他们顶起来，并在回市里汇报工作的时候向池必卿做了汇报。在计划工作的总结大会上，池必卿对赵登山的所作所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说市里已经决定五建划归铁厂领导，脱离建工局了，花了这么多钱，你现在不想呆了，不服从指挥部的领导，想搞什么名堂！他讲话很策略，批的是五建，没有直接批评陈长庆，可矛头所指大家都心知肚明。这让陈长庆窝了一肚子火，回来就问，是谁向市里做的汇报？我说是我汇报的，赵登山他做事太不像话了！我有权向上级领导汇报。

工程建设已经开始，几万人的队伍也已经部署到位，斗志昂扬准备大干。就在这时，陈长庆又开始安排抓"反革命"、抓"5.16分子"。没过几天，杨拯民打来电话，说陈长庆找我，让我去更乐总部一趟。我赶紧从涉县前方指挥部赶到更乐，来见陈长庆。他说："给你换换工作行吗？"我说："行啊，干什么呢？""党委成立一个斗批改办公室，你去当主任。"我说："斗谁？批谁？改什么？你得跟我说明白啊！"陈长庆说要抓"反革命"，揭批"5.16"分子。我知道他指的是谁，便一口回绝了：那个组织早就不存在了，这"6985"哪还来的"5.16"分子？斗谁？斗他？我不干。说完就回了涉县。没两天陈长庆又亲自打电话叫我，我又从涉县跑到更乐，见面后陈长庆对我说："解学恭说了，让你下去劳动锻炼。"我一听就明白了，他这是存心要整我了！于是我二话没说就答应下来："劳动行！我过去是搞电的，爬电线杆子没问题，我去动力部，就干这个吧。"说完就走了。

    到动力部没几天他又把我叫回来，办学习班。什么学习班啊，就是要开始整人了。首当其冲的就是杨拯民，说他有作风问题，还保存着他爸爸（杨虎城将军）和蒋介石的合影，有翻案的想法，还说杨拯民是我的后台等等。那些老同志都不敢说话，我这人浑身是刺，没什么好怕的，针锋相对和他顶起来："你说对了，来的时候是解学恭亲自交代我的，第三条：要全力以赴支持杨拯民的工作！你叫我不支持他，行啊，拿解的手令来！你没有手令，我就支持他！"他没辙了，却有办法治我，怕我回天津汇报，从此不让我再回天津。

    两三万人的队伍都在山上，工作基本处于瘫痪状态，到处是军代表，基本上是听陈长庆的调遣，批这个斗那个，动不动就给你扣个帽子。能干的不让干，不能干的瞎搅和。不干吧不合适，干吧又说了不算，人心都散了。陈长庆的所作所为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通过各种渠道把信息反馈到市里。结果市里派来工作组，由市委书记、市革委副主任赵武成带队，一个一个听汇报，了解情况。我一五一十地汇报：当时的指挥部都是租用的老百姓的民房。有一天班子开会，开到很晚了才吃饭，喝点酒。杨拯民感冒，俞贤五（原市第三医院内科主任）带来一个护士给他打针，杨拯民就拿起酒杯对来者说：你也喝点吧。人家不喝，说："你们领导开会有事，我就不耽搁了。"说着就走了。就这么点事，大家都在场，当时谁也没当回事，喏，这就成了调戏妇女、作风问题？没影的事嘛！他爸爸和蒋介石的合影那是历史的事，和他有什么关系......陈长庆这样搞是别有用心，他就是想夺权，要当这个一把手。汇报到最后我说："杨拯民当政的时候，我们是大年二十八从天津往工地赶。现在他陈长庆在这搅合，人们大年不到就回天津了，找个理由就回家了！就这么简单的几句话，你们琢磨去吧。"后来我到市里开会，散会了，我找到解学恭想和他谈谈，解说，别谈了，你先回去吧，事情肯定要解决，过两天吴岱就去。（当时吴岱同志是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天津市委第二书记）。

    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市里是怎么考虑的，我不清楚，但结果还是搞了一个折中方案，把杨拯民、吴毅夫、李登津（政工组长）、聂璧初调走了。聂璧初是吴砚农的秘书，河北省来的，和解学恭都认识。他是因为家里确有困难调走的。把王中年、郑重调来。郑重是66军的政治部主任，级别比陈长庆高，担任临时党委书记，抑制了陈长庆的权利欲望，为王中年开展工作保驾护航；王中年是常务副书记，总指挥，是实际上的一把手，在"6985"掌权。

    领导关系理顺了，工程也就顺利地展开了。我被下放到动力部当副主任，铁厂的送水、送电、送气三大工程都是我指挥完成的。那些日子我是没日没夜地工作，送电工程进入到关键时刻，缺少一种电容器，这东西天津生产不了，只有去上海。王中年就派我去办。我回到天津先找到王一司令员，他当时分管工业。他又找王曼恬给上海方面写了个求援信。我到了上海，接待我们的是上海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人家很热情，先安排我们在东湖宾馆住下，让我们等几天，发了货再走。不到一个星期事办妥了。回来一汇报，王中年也乐了。安装施工完毕，点火烘炉的时候又出了点问题。眼看就要到年关了，大家都心急如焚。我原先是发电厂设备检修大队的，赶紧去发电厂求援，厂里派来技术人员，检查以后发现了问题：原因是过热管沾油了，结果锅炉一点火，过热管也跟着点火。原因查明了，他们说：这样吧，过年以后我们来人修理。刚过完年，人家就来了，他们用绝缘材料将过热管包裹严实，问题就解决了。点火成功，铁厂正式出铁了！1972年初指挥部委派我代表"6985"指挥部将第一列车铁锭送回天津，市委第一书记解学恭等领导亲自到东站迎接。从此结束了天津市"手无寸铁"的历史年代。

 

    铁厂建设告一段落，王中年就找我谈话："你把动力部的工作交代一下，还回指挥部当你的副厂长。"交办过程中，回天津办事，刚到，王中年就打来电话，他说，咱们得赶紧回去，有个事得通过一下，你没办完事也先撂下。这就赶紧买票去北京，从北京转卧铺去邯郸。上车以后王中年才告诉我说，解学恭和吴岱让我出国，去东欧几国访问，这件事要回指挥部讨论通过一下。结果到了厂里，陈长庆已经组织开会，把我出国的事情又给否了！理由还是那三条，林光说："林启予那么多问题怎么能进革委会？"林光是二冶的党委书记、党委成员。这事让王中年也很尴尬。

    这件事让我心里特别扭。在回天津办事时，晚上，我去找解学恭，跟他说："我不干了，我要回天津，这个军代表我没法跟他配合。"解问："你的想法和刘军长说过吗？"我就明白了，转天我就去找刘军长，和他说了我的想法。他跟我说："你先回去吧，第一，这次你出国的事主要是人员超了，解学恭一个名单，吴岱一个名单，王曼恬一个名单，我一个名单，加到一起人就超了。第二，入党的问题一定解决。"我说："早就请示了，人家陈长庆不同意，不让入。"刘说："你回去吧，保你入。"然后刘又接着说："第三，出国的机会以后有的是。第四，有机会把你调回来。"话说到这份上我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4月下旬，市里来调令了，让我回市委组织部报到。组织部的人对我说："你先去工代会，张福恒等着你呢。"当时市里正在筹建市总工会，我是筹备小组副组长。经过紧张的筹备，市总工会成立大会召开了，经选举，张福恒为总工会主席，还有一位是老的工会副主席，我是副主席，排在第三位。可我还不是党员呢，王元和（市委书记市政治部主任）找我说："回去入党去！"我说："人家不同意啊！"他说："回去办手续，下边就没你事了。"我就赶紧坐火车回"6985"指挥部了，一下车就填表，第二天党委批准下来，就是党员了。其实，我上中学的时候，也就是1957年的10月份，已被发展为学生党员，天津一中党支部大会通过，上报区党委。区委组织部黄健也和我谈了话。但始料不及的是，就在这个时候，全国的反右运动开始了，并规定暂时停止在学校发展学生党员。结果上级党委没批，此事就不了了之了。临走的时候王中年找我说，陈长庆要给我送行，我说："不去。"王中年劝我，嗨，去吧去吧。在五建那边给我践行。后来我回了天津，陈长庆回天津找吴岱汇报工作，可进不了吴岱的家门，找我帮忙。王中年调回天津后，他又请王中年全家和我们一家，虽未明说，但陈长庆也算是表示歉意了。

 

我原本好动，喜欢文体活动，在工会工作期间，也正好发挥了我的特长。我专心组织职工的业余体育比赛，职工的文艺汇演。全市工厂企业的篮球联赛，组建了市男女工人篮球队，用各种比赛活动活跃职工业余生活。在那个生活枯燥乏味的年代，能有文艺节目看，那是一件多么享受的事情！工会，我每年都搞职工业余文艺汇演，组织文艺小分队下厂下乡，到部队慰问演出，天津的职工业余演出火得不行，一说哪有演出，方方面面、头头脑脑来要票的迎接不暇，简直就到了一票难求的地步！连新华社都发了通稿，《人民日报》头版刊登过天津群众业余文体活动。那时候天津也真的涌现出不少艺术方面的人才，有唱京剧的，唱大鼓的，唱琴书的，最突出的要说关牧村了，她嗓音条件好，台风好，只要是有她出场，观众就热情得不得了。

那会儿的人们还是左得不行。这关牧村歌唱得好，有人不那么想。有一次王莘（当时是文化局的副局长）陪着王曼恬看了关牧村的演出，王曼恬莫名其妙的给出了一个评价：关牧村的嗓子是酒吧嗓。且不说王曼恬说这话的依据是什么，按理说王莘是行家，好坏应该能听出来的。王曼恬这么一句话，王莘就当成令箭了，立即吩咐所管辖的群艺馆及演出场所赶紧将关牧村的演出剧照全部取下来。我不听那套，凡在工会所管辖的一宫、二宫等场所照挂不误。江青先后8次来天津，大概是第二次来天津的时候，点名要看一场天津群众的文艺节目。市里不敢怠慢，责成工会安排。我们经过千挑万选，把认为最拿手的节目凑成一台晚会。定节目的地点是在老群艺馆剧场的楼上，参加人有张继尧、王莘和我，就我们仨人。王莘又把王曼恬的这句话端出来，所以关牧村的节目必须拿掉。我一听就急了，我们还指望她的演出出彩呢，哪能说删就删！于是据理力争，可王莘就是不吐口。僵持不下，我跟他叫板了：要演，节目都上，要是把关牧村的节目删了，那我们所有的节目都不上了！最后节目也没演，不了了之。后来，日本神户友好访问团来访，也涉及到这个问题，宴会中要上关牧村的节目，外办同意了。

在市总工会工作期间，我被推选为四届人大代表。1975年1月去北京出席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天津代表入驻京西宾馆。会议期间聆听了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当大会进行选举下届总理计票休息时，周总理在大会堂的天津厅，接见了天津全体代表。解学恭代表大家向总理表示欢迎致谢，并汇报天津代表团的情况。总理问候全体代表并询问了伉铁隽代表（总理在南开中学的同学）的健康情况，伉答："心脏和血压都不太好。"周总理说："我的身体也不太好，得了膀胱癌，已经做了几次手术"。顿时，全场代表都惊呆了。大家为总理的病焦虑，心痛，敬佩之情油然而生。晚间再开小组会时就宣布了一条纪律，绝对保密。那一次，也是我们和总理的最后一次见面。

 

当初去"6985"的初衷就是为了摆脱文革的旧账，可到了市工会里，还是这拨人，我又自觉不自觉地卷入到文革当中的那个角色中去了。因为总工会的人员组成多是老工代会的班底，大多数人都是我调来的，张福恒是市委常委，经常不在工会，他是三条石的老工人，人挺本分，所以那些人都看着我呢，我就得替他们说话。

第一次筹备会的时候就开始了交锋，一个老工会组织部的和一个解放军在会上汇报工作时说："按照老总工会的章程，没有问题的委员下届还是继续任委员，可这次不行，工代会不算一届。"我一听就火了，一下子就又进入到文革的角色了："这是中央批准恢复的总工会，市工代会是一届工会，怎么就不算，这是哪的指示？让出名额，淘汰一些人，把老工会的委员吸纳进来，这我同意。可你们说工代会不算一届，根据嘛？这绝对不行！"

第二次就是安排干部，他们都安排好了，把老的都安排成部门的一把手，我坚决不同意："一老一新！这个部门的一把是老的，那个部门的一把就是新的，新老搭配。"僵持了一个多月，最后还是按照我的意见办了。

还有一次，我提议把王育芝安排为宣传部副部长，他们不同意，告到了市委组织部，说这个人是地主出身。当时王中年已调回天津任组织部长，他把我叫去做工作。我说："地主出身又怎么样？他入党已经好长时间了，比我的党龄都长，我就安排他。"王中年叫我让一步，我说："那就让他当党支部书记。"自觉不自觉地又卷进去了。自己也觉得应尽快离开这个环境。

    1974年，杨拯民已回建委工作。我们在党校学习又碰上了，他问我："你愿不愿意换换工作？"我说："行啊，去哪？"他说："市里让我筹建地震局的班子，你想去吗？"我说："行啊，我去。"学习班散了，杨拯民告诉我说："你那个事完了，人家不同意，说你不稳当。"还说："反正我也没报别人，先拖着吧。"我以为这事完了。一个多月过去了，忽然有一天，杨拯民又给我打电话，说事情有了转机。原来，北大港往天津送气，他们去庆贺，回到市里还有点时间，解学恭就问杨拯民："老杨，地震局的班子怎么老组织不起来呢？"杨拯民说："我早就报了，人家不同意，我有什么办法。"解学恭就叫王珍堂（当时市委秘书长）把组织部部长阎多才叫来，叫他赶紧把地震局的班子定下来，并针对班子问题说："我给你出个方案，你就按这个标准给我选：一要年轻，二要有文化，三要有干劲。"当时组织部就按解的指示推荐了三个人，老中青各一个。就这样经市委决定去地震局当了一把手。地震局是一个新组建的单位，没有那些恩恩怨怨的事情，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才真正跳出文化大革命那个圈子。去上任的时候，张福恒、解学恭、吴岱都找我谈话，要注意团结，不要太主观了。

   

天津地震局是1975年5月成立的，其背景是：根据地质部部长李四光的预测，京津唐张一带可能要发生大震，地震局的任务是监测好这一区域的震情，做好防震抗震和震情预报工作。市里任命我为地震局局长兼党的核心小组组长，成员有黄若影、张咏、张敬宇、韩满贵。副局长由黄若影、张咏担任。下设二室，办公室和分析预报室；三处，政治处、群测群防处和抗震处。重点抓了几件事：一，由我带队，赴辽宁海城学习取经。海城地震预报是我国地震史上成功预报的典范，据海城地震部门介绍，7.5级大地震发生前期，曾出现了几百次2-4级的小震。当时的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毛远新主抓此项工作，他根据地震部门的报告和建议，在大震之前下令停产停课，人员撤离。由于措施得当，人员和财产的损失很小。二，分别派出队伍，赴云南省龙陵和内蒙古林格尔做地震考察。三，为市领导当好参谋，制定出《天津市防震抗震紧急措施草案（暂行）》，并由市革委批转全市各区县局实施。四，狠抓了地震台网建设，分别在唐山大地震之前建成了蓟县台、宝坻台、宁河台、静海台、武清台、张道口台和葛沽台，加强了对震情的监视工作。五，狠抓了群防群测和抗震加固工作。经市革委同意，在各区县成立地震抗震办公室，同时建立了许多群防群测点，形成了专业和群众的监视预报体系和防震抗震体系，建立起定期的专业和群测群防震情会商制度。并总结推广了防震加固厂房和民用房有效实用的经验与措施，这项工作曾被国家建委予以表扬。六，向国家地震局申请建局办公大楼，向市建委申请建职工宿舍等均已落实。

1976年6月底，我们在宝坻县城召开了全市地震预报商讨会。在这次会上，专业预测人员和群众业余的监测人员互相交流了情报，最后形成了一个比较统一的意见，就是：7月底8月初，在天津市东北方向将有4.5级左右地震发生。我们将此结果印发了会议简报，上报给市建委和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并下发到各区县的地震办公室。时间也对，方向也对，只是震级没有考虑那么严重。没有引起重视，后来也就没人再追究了。

1976年7月28日大地震的那天，我正在青光台蹲点，晚上3点多强烈的地震发生了，刹那间青光台与外界所有的联系都中断了。测震仪都乱了，也不知是哪震的，震级有多大。我回不了市里，赶紧找到青光台的测震员赵慧君问："地震是在哪里发生？"她说："不知道。一台测震仪只能测个大概的方向，无法确定具体的位置。何况根据目前的记录也无法判断出方向。"我考虑了片刻，马上做出决定，并指示她说："小赵，先将无法判断方向的记录图纸停掉，取下来，换上一张新的图纸，只要捕捉到一个4级左右的余震，就取下来，以此作为地震方向的判断，看看地震的方向到底在哪？"小赵说，这样一来，连续记录的图纸可就中断了。我说："你就只管照我说的做，由此产生的记录中断、不连续等责任都由我来负！我给你签字！"她照我的话做了，很快地捕捉到了一个4.6级的余震，并确定其方位是在天津的东北方向。这个第一手的资料至关重要！方向测出来了，我心里就有点谱了。天亮了局里来车接我回去，回局里，向一些老技术人员请教核实，也同意这个结果。

早晨6点市委来电话了，问林启予回来了没有？让我赶紧到市里开会。各委办的头头脑脑全来了，解学恭站在大院里布置任务，兵分几路到各区县视察灾情。我站在一边没人搭理。散会了，我过去问解主任去哪，他说当然去和平区了，那死人最多。我说不对，地震的方向是东北方向，并建议他去宁河和汉沽视察。解学恭说："不对呀，3点多钟的时候，你们局来了一个姓张的副局长，说地震的方向在南边，静海那边。"我说："他说的没有根据，不对，我说的情况是在地震台核实过的。"解学恭听了，马上把王一叫过来，俩人交换了一下意见，接受了我的建议，俩人更换了视察的地点，让王一带队去和平区，解学恭亲自去宁河。我本打算也跟着去的，解让我在局里留守。我赶回局里，做了安排部署，还不放心，又带上赵世敬和司机王秀峰，驱车赶往宁河。一路上都很平静，河东区、东郊区基本上没有灾情，我担心自己的情报不准，心一直悬着。可到了潘庄就不一样了，不断有房倒屋塌，不断有死人抬出。上午11点左右到了宁河大桥，桥已经震塌了。在那里我们刚好碰见了国家地震局搜索组一行，他们也是没有一点头绪，互相交换了信息之后，他们就返回北京了。我们继续前行，车是不行了，过河靠船和一条临时架起来的绳索，然后徒步赶到宁河。在县委大院里见到了宁河县委邢书记，向他打听解学恭的消息，他说早就到了，已经安排部署完了，现在去了汉沽。他还命令市卫生局、一商局、二商局和舟桥85部队等有关方面立即组织队伍抢修宁河大桥、派遣医护人员抢救伤病员、组织运送救灾物资。回来的时候津塘公路上的车都满了，一直顶到河东区。我们对地震的判断为全市的抗震救灾工作争取了时间，争取了主动。我的心这才踏实了一点，如释重负。

从宁河回来，再去市委，我就成了香饽饽了，王曼恬他们见了我都非常客气地和我打招呼："永生，给小林弄点饭吃！"解学恭对我的印象好就是从那开始的。确定地震方向对他很重要，赢得了时间，救援队伍、医疗队伍、物资供应等等都上去了，对灾区的百姓有了交代。向中央汇报了，对上也算是有了交代。解学恭对我局更重视了，市委作出决定：1、由市建委副主任徐天祥主抓地震一事。2、每天晚上7点徐天祥和我都要到市委常委会汇报震情，并向全市发布震情预报。3、授权地震局和我在紧急情况下可建议拉响全市的警报。并且告诉徐信（当时是市委副书记）："什么时候拉警报听林启予的，他说拉你就拉，他说不拉你就别拉。"

华国锋到天津来视察，是洪学智打前站。洪学智是总后勤部长、慰问团的副团长。到天津来听汇报，想听听天津对地震形势的判断。解学恭叫我到会汇报。中国的地震界一直分为两大派，一派是传统的板块学说，大陆板块漂移造成相互撞击，产生地震。另一派是由李四光为代表的地应力学说，能量聚集到一定程度就会有一次大的释放，这就是产生地震的原因。根据我们的看法，能量集中需要一定的时间，大量的能量集中释放过后，不会马上再聚集起新的更大的能量。根据这一学说，京津唐地区近期内不会有更大的地震，最多过不去7级，天津无大震。把我们的监测和分析做了详细的汇报，中央工作组根据我们的汇报重新调整了安排部署。据部队后来反馈回来的消息说，我的一句"天津无大震"，让中央少派了一个军。后来的事情也正如我们所料，到了11月份老震区又发生了一次6.8级的余震，以后就平静了。所以我以后就落下一个绰号叫"无大震"。那会儿就是年轻敢说，后来毛昌五、吴毅夫、刘小岩等人见了我也说："幸亏是你小子当地震局长，要是换成我们几个人，崴了！"

市里对我们确实很重视，震后市委第一书记解学恭和市委书记王中年等多次来我局慰问，给我们的地震工作高度的评价，在物质方面也给了极大的支持。我们给市里打报告，要人，要物资，给了我们一百个大中专学生指标，另批20 个技术人员进市指标（现在我局不少人就是那个时候进来的）。为每个台站都增加了无线电通信设备和交通工具，为适应地震特点而组建了流动队，从仪器、交通工具到穿用住行等都满足了。大小汽车、摩托车三十多辆，还配套武装了一个机动队。为加速研制地下深井测震仪组建的机械加工厂还装备了配套的大小机床，市革委副主任孙敬文还特批给我局外汇指标进口了一台监测地震用的重力仪（安装在宝坻台），和一台用于抗震研究的振动仪。此外，天津警备区王一司令员特批给我局10部军用电台。其他局的局长看着都眼红！此后，在全国召开的抗震救灾表彰大会上，我局青光台的赵慧君同志出席，并被评为抗震救灾先进人物。

    地震发生之前，天津正在建设北大港大化纤工程。震后，有些地质人员给中央打报告说，天津是地震多发区，不适合建设这个项目。李先念批给国家地震局的魏副局长，让他们组织天津和北京的有关地质专家论证，看这个项目到底建不建，天津是否适合建此项目。通知了正在北京开会的天津抗震处的刘玉坤，让他第二天早晨9点钟之前，将有关材料送到会上，不让参加会议。晚上11点了刘玉坤给我打来电话，我撂下电话就去找徐天祥，徐天祥又通知时任规划局局长的毛昌五，将他们掌握的有关天津的地质资料和知情人送到宾馆。经过一个通宵的紧张筹备，搞出来一个汇报材料，结论是，坚持不动，继续建设。第二天早晨7点向市委汇报，赵武成是第二书记，得知此事之后十分焦急："不可能啊，前期投入那么多了，说下马就下马？"话没说完，就让解学恭给拦下了。他说："你不知道，这个项目扔个几千万，说收就收，中央考虑问题跟咱们不一样，不会考虑你前期投入了多少。"不到七点半，解学恭就催促我上路，亲自把材料送去，马上就走。9点多点材料送到了。他们是怎么研究论证的我就不知道了。晚上有了消息，计划不变，继续建设。

当时杨拯民是建委主任，带我去北京国家建委开会，国家建委副主任是张百发主持。会上杨拯民给天津争取一些款项，除了中央直接拨给的抗震救灾款之外，希望建设部再另外给一部分震后老房屋的加固费。会后张百发将我们留下说："钱同意给，每年拨2000万，但不给三大材，中央没有三大材的指标。"三大材指的是钢筋、水泥和木材，当时是计划经济，拨款和三材指标应该同时下达的。那也要，办好手续，钱就拨到了天津财政局。回天津以后正好在宾馆开会，向徐天祥汇报了，并问这个钱怎么办。徐说："这样吧，你们和财政局拿个方案，报建委批一下。"我找到财政局长，拟好方案，报给徐天祥。徐天祥给了建委副主任李明，他当时分管地震局。以后就没了下文，一压就是一个多月。一次开会时解学恭问我："哎，小林，那个钱怎么着了？"我说："钱我们报了，方案我们也报了，可李明不批。"我估计方案事先没和他商量。可他当时没在宾馆开会，没法和他商量。我又接着说："这个钱今年花不完，明年给不给可就两说着了。"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今年的拨款没有用完，明年的计划就会削减或取消。解发火了，马上叫人把李明找来，批评他一顿。问题就解决了。

由于天津对地震形势把握得好，国家地震总局也向天津投资建地震台。我在位期间就修建了武清台、蓟县台、宁河台、静海台、南郊台和张道口台，还给我局盖了办公大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