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端阳的博客

　　刚出版的《新文学史料》第二期上发表了一个《王林专辑》，其中包括关于《腹地》的日记摘抄、两篇检查、小说《十八匹战马》和我的述评《王林和他的〈腹地〉》。

 《新文学史料》编者按：经历了酷烈的“五一大扫荡”，在日本鬼子炮楼下地道里写作长篇小说《腹地》，这部小说的诞生和作者王林像一个荡气回肠的传奇。然而这部小说出版前后却倍受非议、屡遭批评——据说是建国之初《文艺报》批判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本专栏刊登几种史料，借以展示当年文学生态环境对作品、作家的影响。从这个角度看，《腹地》也是一个令人唏嘘的标本。

　　　王林和他的《腹地》

　　　　　　　　　　　　　　　　　　　　　　　王端阳

　　1949年9 月30日，也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一天，天津新华书店出版了一本描写抗日战争的长篇小说《腹地》。小说有三十多万字，第一版印了一万册。不到半年，又再版一万册。这在建国初期是很轰动的，所以作者王林在日记中写道："也算这作品社会尚需要的证明。"

　　但是好景不长，在1950年5月出版的《文艺报》上，时任《文艺报》副主编的陈企霞发表长文，对《腹地》进行了批判，说是"暴露黑暗"，"否定党的领导"，是一部"自然主义"的作品。从此《腹地》就销声匿迹。

在地道口写作《腹地》

　　1937年，经历了西安事变后，我的父亲王林来到家乡冀中平原，被他的好友黄敬（时任冀中军区党委书记）留下，参加了冀中的抗日战争。

　　关于《腹地》的写作，还是先引用侯金镜1956年的一段话：“在抗日战争最残酷的时候，王林同志在敌人的据点村，掩护在‘堡垒户'的家里，夜间用麻袋遮住了屋子里的灯光，写下了后来在战火中遗失了的长篇《平原上》，也写了这部长达三十万字的《腹地》。在王林同志进行创作的那个时期......没有同代人描写革命战争的经验可以遵循。只是那么多的艰苦而感人的生活向作者涌来，激励作者迅速地把这时代的面貌加以记录。这是一个艰难的、创造性的尝试......”

　　1980年，时任解放军出版社社长的刘绳在一篇文章中写得更为具体：

　　据当年同王林在冀中并肩战斗的老同志介绍，一九四二年日寇对冀中发动残酷的"五月大扫荡"后，根据当时的斗争形势，上级指示，属于冀中军区一级党政军民团体的干部，要暂时转到平汉铁路西太行山区，为未来的反攻储备干部。王林属于这批干部之列。但是，他坚决向领导要求留在敌后，坚持斗争，恳切地表示了这样无畏的誓言："冀中最后留下一个干部，那就是王林！最后剩下一个老百姓，那也是王林！日本鬼子要搞‘三光'，只要王林活着，冀中就不能算‘光'！"后来，经负责组织干部过路工作的冀中区党委常委周小舟同志批准，王林做为例外留了下来。

　　王林回忆当时的思想活动说："这正如同演戏演到高潮一样，我不能中途退场。作为一个文艺写作者，我有责任描写这一段斗争历史，我不能等事过境迁，再回来根据访问和推想来写，我要做为历史的一个见证人和战斗员。来表现这段惊心动魄的民族革命战争史。那时，我就是这样同领导述说的。"

　　“关于反‘扫荡'斗争的艰苦生活，我都如实地写进《腹地》中了。在那样残酷的环境里，得时时刻刻准备着牺牲，留在冀中的同志们，当时传着这样一句口头语：‘端起饭碗来，也不一定能吃完这顿饭。'因为，敌人的点碉如林，汽车路、封锁沟密如蜘蛛网，随时随地都可能与敌人遭遇。我虽然坚信最后胜利一定属于中华民族，但并不敢幻想自己能够在战火中幸存。我就这样，像准备遗嘱一样，蹲在堡垒户的地道口上，开始了《腹地》的写作。”

　　“《腹地》是在硝烟战火中写出来的。它动笔于一九四二年冬，定稿于一九四三年夏。写作之中，敌人仍在穿梭‘扫荡'剔抉清剿，枪声不断从四野传来。”王林今天转到这村，明天转到那村，写完一叠稿纸，他就坚壁在地道里。这些经过艺术处理的血泪素材，他至今还保留着呢！

　　《腹地》的写作过程，是值得纪念的。

　　这是一种怎样的写作过程啊！难怪解放军出版社的兰草感叹道：王林是位了不起的战地军旅作家，他的价值是写出了一个战争状态下的冀中，中国文学史上还没有哪个人可以在战争状态下进行过如此强大的即时写作。

延安的文艺大员来了

　　《腹地》写好后，王林将底稿埋藏在地下，直到抗战胜利后，他才“回家取《腹地》稿本，出土如新，甚喜”（ 1945年11月18日日记）。

　　这时，延安的一些文艺大员们陆续来到晋察冀，他们刚刚经过延安整风运动，并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带到解放区。他们的到来使王林很兴奋，然而王林没想到的是他冒着生命危险、并"当作遗嘱"写的小说，却遭到他们的批评。

　　首先是张庚。在王林1946年5月31日的日记中记下了张庚的意见：不应这样写。冀中英勇斗争，如何胜利的？这村前后两支书皆坏蛋。其余的人，旧思想相当重，或和平共居，没有革命空气，令人不知光明何在？将黑暗不适当的夸大，看不着光明。

　　在同一天，王林给沙可夫写了一封信，并托张庚带给他。信中谈到与张庚"对于小说却有些不同的看法。我是以隐伏在农民心理中的旧意识旧作风与新意识新作风的斗争做为潜主题的。张庚同志则认为这个今天不需要。今天需要的是发扬冀中如何能坚持到今天，能取得胜利。这个我同意，但写时我还没有这个正确打算。"并表示要将小说"藏之名山"。

　　两个月后，王林收到沙可夫的回信，信中说："《腹地》不妨寄来看看，张庚同志他们给你的意见不一定就是说这篇东西完全要不得，用不着藏之名山......"并"希望你能上来住一个长时期，......这里如丁玲、艾青等同志在创作上比较有经验。来了以后可以和他们多谈谈，一定有好处的。"

　　因冀中党委不同意，王林没有成行。

　　接着就是陈企霞。他的意见更是尖锐：

　　作品中心——不同意将一个党的负责人写成这样。个别村里是有的，但典型的不是如此。将范世荣当成一个支书来写，令读者有坏印象......政治影响不好。......令人觉得共产党的力量在那里？

　　辛大刚的描写，有些是成功的，坚决忠诚，顽强，有教育意义。但另一方面则太孤独，有凄惨感觉，有个人主义奋斗。在资本主义范畴中，个人主义孤独奋斗则可赞成的。但在社会主义中，个人主义的孤独奋斗则是丑角。

 　　根据地村中任何工作是都在支部上，应写最好的典型。这告诉全国人民，共产党是干什么；不应告诉说共产党里有坏蛋。

　　《腹地》主要缺点就在这里，没有爱护党如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

　　（以上摘自王林1947年1月5日日记）

　　一时间，围绕着《腹地》出现了许多流言，说这是"暴露黑暗"，甚至同王实味联系起来。在延安整风中，王实味就因"暴露黑暗"被批判，被定为托派。这些无疑对王林造成了极大的精神压力，使他感到"灰心丧气"。他对自己也产生过怀疑，但又感到茫然。他在1947年11月10日的日记中写道："我后悔不先看了毛主席的文座会讲话再写文章。谁原谅我写时，连党报都看不见，更不知道，将来会有毛主席的文艺座谈会讲话呢！因此，灰心丧气了好几年。"

　　面对着种种非难，王林在日记中疾呼："我本打算等黄敬他们开会回来赴冀中时，我好拦路喊冤，要求审查与出版我的《腹地》，不料他们迟迟不来到。"

　　当然，也有为《腹地》叫好者。胡苏看完《腹地》后"兴奋得半夜没睡着"。刚被批评后的丁玲虽然没看过小说，却劝王林"将《腹地》给周扬寄去"。

　　1948年夏，在石家庄召开的华北文艺座谈会上，《腹地》又被提了出来，陈企霞在大会上说："在共产党领导的地区，不能出版这本小说！"

　　而周扬却说："别人说这本小说把解放区写得太黑暗了，我看写的还太光明了呢，冀中区那个时候的工作就那样深入吗？"

　　周扬其实只看了一半，而争论最多的恰恰就是上半部，下半部就连陈企霞也承认是比较好的。

　　时间很快就进入了1949年，全国也面临着解放，可《腹地》仍然这么"拖"着，从它出生算起，已经整整六年了。难怪王林发牢骚说："一部三十几万字的小说，对于党来说，不过沧海一粟。但在一个写小说的普通党员自己看来，却是一生的大事。敝帚千金，文人都难免有此心理。"

突然出现转机

　　5月，突然出现转机，21日康濯来信说：

　　花了两天时间，看完了大作《腹地》，我激动得不行！我拼命找黑暗，但找不着！我拼命找"看不出人民力量"的东西，但人民力量都向我涌来！这样一个在炮火里出生的作家，写出那么一部有意义的东西，竟遭遇如此，难怪王林要发疯了？

　　我刚才看完，稿本还在桌上，就激动得不能不写此信。我不想谈什么意见，总的说，缺点也不少，比如前面写得太多，应压缩删改，后面也还有些小问题，应修理。而用"章回"更毫无必要，但《腹地》却是一部有意义的书......

　　孙犁也转来康濯便条说：对《腹地》意见是最高要求，如作者不修改也可以。

　　接着，6月6日周扬来信：

　　很久没有写信给你，《腹地》也没有全看完，但就我所看的部分，我觉得是可以出版的，有些地方仍尚需稍稍修改。最近，欧阳山、庚濯看了，有些地方与我有同样的意见。现将他们写的意见寄给你参考，你是否在最近抽出一点时间，来作最后一次修改后即付印。这对于你和我们大家都算完成了一件任务，"抗日史诗"是需要写和印的......

　　书可以出了，但需要改。怎么改？王林有自己的看法，"要求把范世荣（村支书）改掉，办不到。"6月30日的日记就非常有趣：

　　散会后出了礼堂门，周扬同志正和别人谈问题，我想一蹭过去就算啦。他看见我，不得不点一下头。他问我有工夫改吧？我说要修改。他又说出版吧？我说是不是修改了再给你捎来？他说捎来吧，捎来再叫他们看一看。我一听这话，又冷了半截。修改完了再捎给他，他又转别人看，别人还不知道什么时候看！再等到联合政府文化部成立了再叫他们看，他们刚一成立，行政事再挺忙，一拖这就是一年、两年，一、二年以后还不知道看清看不清地做个结论，老天爷会知道《腹地》要遭到什么命运，我的神经健康程度，实在经不住这些老爷们的奚落啦！还是回去修改一下，托人出版了吧......

　　王林抓住时机，开始活动，他找了黄敬。此时天津已经解放，黄敬任市长和市委书记。王林的8月5日的一段日记：

　　午间，范瑾（黄敬夫人）来电话说，老黄到了北平打电话问周扬，周扬同志说前半部啰嗦，如不改，也可以出版。范劝我写信给周，就说与黄说好了，托他给老黄写一介绍，在天津出版。但我考虑这种措词，有点儿狐假虎威、盛气凌人。所以当时没写，今夜才写，只是报告改的情形，表示愿在津付印。

　　接下来的事就快了：

　　8 月19日，"圣旨算下来了，周扬叫王子野给天津新华书店写了封信，叫他排印《腹地》。"

　　9月6日，"校完《腹地》，松一口气......真要有三十万字......咳，多年的宿愿达到了！"

　　9月30日11时，"到新华书店印刷厂，取了《腹地》第一本，先到文工团送给大刘（王林的爱人刘燕瑾）。"

　　《腹地》终于和读者见面了。第一版印了一万册，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孙犁专门发表评论文章，称"这是一幅伟大的民族苦难图，作者自始至终亲身经历了这个事变。写‘反扫荡'是本书最拿手最成功的地方。""当然，本书最精彩的地方还是真正写出了冀中人民的生活的战斗的情绪......"

　　侯金镜则说："用了一天半看完，这是说，内容吸引着我。生活亲切，看时立刻想起了反扫荡、农民、土改......看后无黑暗感觉。"

　　接着方纪、胡丹沸、阿垅、秦兆阳、刘秉彦、芦甸、陈乔、李之放等等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基本上是肯定的，也提了各自的意见。

　　1950年2月，出版总署出版处给王林来信说：《腹地》要再版。连陈企霞都不得不承认"到今年三月已经再版，先后印发了二万册。从我们目前的文学水平和读者广度上来说，证明这已是一部不应漠视的读物。"

畅销，惊动《文艺报》

　　谁也没有想到，这件事惊动了《文艺报》，此时丁玲任《文艺报》主编，陈企霞任副主编，实际上掌控实权。拿后来丁玲的话说"因为当时看着这本书销售得太快"，陈企霞急忙在《文艺报》上发表了长达两万三千多字的批判文章《评王林的长篇小说〈腹地〉》。

　　陈企霞认为《腹地》"无论从主题上说，从人物、题材、结构甚至语言上说，都存在着本质的重大缺点。"然后他就具体地对每个人物、每个情节进行了分析，最后得出结论："抗日战争在一个具体的村子里，党的领导实际上是被否定了的。"并万分惋惜地"特别指出他对党的领导作用，以及对党内斗争理解上的错误认识与糊涂观念，是这部作品的问题的核心。"

　　《文艺报》当时是作为党在文艺方面的喉舌，是最权威的理论刊物。《文艺报》上批判了《腹地》，并被冠以"否定党的领导"，其严重性是可想而知的，《腹地》等于被判了"死刑"，王林也受到各种批判，主要的一点就是他的"自然主义"。

　　谈到《文艺报》，我最近在网上查到一些资料很能说明问题。在徐庆全的《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冤案是怎样酿成的》一文中提到：

　　曾经在丁玲、陈企霞手下工作过的唐达成，回忆起那时候的《文艺报》，心情复杂地说：

　　实际上《文艺报》过去不是右，而是左得厉害，紧跟得厉害！它紧跟的不一定是周扬，而是更高的领导。批《武训传》，批《红楼梦研究》，批胡风。那时丁玲一度是《文艺报》领导，左得厉害！你说批孙犁有什么道理（批《风云初记》）？批碧野有什么道理（批《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批萧也牧有什么道理（批《我们夫妇之间》）？批《三千里江山》、批《关连长》......一路批下来。那时人家一拿到《文艺报》就哆嗦：又批谁了？所以，这一点上，周扬对《文艺报》有看法也是有原因的。那时《文艺报》确实把文艺界搞得惶惶然，引起文艺界的众怒。这不是周扬的责任，是丁玲的责任。当然也不能简单化。这种编辑思想，不能完全让丁、陈来负责，要是没有上面的意思，她也不敢总这个样子。

    ......

　　翻翻从创刊到1952年的《文艺报》，确如唐达成所言，是"一路批下来"的。

　　开这种"战斗性和尖锐批评"风气之先的，是《文艺报》主编之一陈企霞对王林的小说《腹地》的批评......王林对这样的批评感到震惊。据徐光耀回忆，王林专门找到周扬去吵："我这是在日本鬼子的炮楼下写的小说，你看了没有？"

　　根据目前的查证，建国后批判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就是《腹地》。

在我写这小说时还没见到《讲话》

　　在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下，王林曾经一度感到"走投无路"，他想到了给党中央写信，一方面对陈企霞的批评"不完全同意"，一方面又不得不自我反省："在我写这部小说时，还没有见到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故对歌颂和暴露问题闹不清。后来上山整风时学习了，但米已成粥，改不过来了。"

　　对陈企霞的批评，王林"总是抱着抵抗的态度"，准备让"几个负责同志看后，开个座谈会......申诉一下自己的意见，和陈企霞打‘对堂官司'"。可是在一些公开的场合，他又不得不违心地检讨自己的"自然主义"，承认自己的"错误"。

　　但是，在经过最初的痛苦、惶惑、迷茫、消极、悲观之后，王林渐渐从打击中恢复过来。为了能"申诉一下自己的意见，和陈企霞打‘对堂官司'"，他认真关注党报上的文章，当时《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系列前苏联有关文艺政策的文章，特别是马林科夫的报告。经过学习和反省，王林对自己的《腹地》充满了信心，"我相信：我所走的是现实主义的道路！""我的《腹地》没有犯‘害怕生活的真实，避而不去描写生活矛盾'的罪过。我是写的新与旧的斗争，荣军辛大刚代表新，村支书范世荣代表旧。我没有让‘否定人物压倒一切'。"并且大声疾呼："《腹地》究竟有何错误，越来我越不明白！"

　　同时王林还关注着党内的斗争，当刘青山、张子善、高岗等被揭露出来，王林认为这是"因为党内民主生活不足，使这些好干部，都走上了可耻的道路！我不能不感到异常沉痛！同时，我又觉得《腹地》所被动地反映出来的这个问题，长期被误认为‘暴露黑暗'而感到异常沉痛！"这些人物的职务远比一个村支书高得多，从而给《腹地》以事实和理论的证明。

　　1953年7月，王林经过三年的"反省"之后，终于在题为《坚持真理，改正错误》的检查中，对陈企霞的批评进行了全面的批驳，并在文章的最后写道："断章取义的曲解，固然能够使不看原作的人钦佩批评家的笔法，但是对于作者有什么益处呢？"

众作家的反应

　　方纪在看了这篇检查后给王林的信中说：

　　我的意思是：除了应该承认的缺点外，应采取主动，对批评本身提出批评。照我看来，那篇批评基本上是公式主义的，并且态度不是与人为善的......因此我建议你再想想，写一篇主动反驳的文章......我这当然还不只是讲"战术"，而是对问题的基本态度和方法。因为你的作品，无论从其优点和缺点方面来说，都是有典型意义的，陈的批评更是所有批评中的"代表作"。因此应该作为一个原则争论，严肃对待。

　　也是这年的夏天，王林在在北戴河海滨遇到丁玲，请看王林的一段回忆：

　　她很关心地问我："《腹地》为什么不出版了？"我说："不是被你们《文艺报》批评得书店不再给出了？"她又说："国营书店不给出，拿到私营书店出！"我说："我多少还有点儿党员的自尊心。"我又问她对《腹地》的意见，她说："企霞同志那篇文章发表的时候我虽然正在《文艺报》当主编，可是我没有看过《腹地》。"我问为什么不亲自看一看呢？她说："我听说有两种不同的看法，我怕卷入漩涡！"接着哈哈大笑起来。她开心地大笑，我却混身打冷战。我心里想这真叫做"饱汉不知饿汉饥"！

　　同时，王林还见到周扬，并向周扬发牢骚说："我们抓住杜聿明这些战犯们，不是还没有杀，还进行教育改造的吗？为什么文艺领导上对王林连战犯都不如？"得到的答复却是："你那本小说，我还没有看完。过了第二次文代会，我一定抽时间看完。"

　　1954年元旦，王林到时任天津市委宣传部长的吴砚农家做客，饭后闲谈，吴砚农劝他"对《腹地》被禁问题，就不必再追究。"王林说"这问题比我的生命还重要，我死了也要写遗嘱，要求解决这问题。"又说："书被禁，他们想像过去国民党秘密枪杀共产党员似的，杀错了也算了。我却不能不追究历史的公平解决。"结果"弄得很见僵"。

　　后来发生了"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事件，《文艺报》受到批判，自然也涉及到《腹地》。

　　1954年11月11日丁玲给王林的信中说：

　　我在读你的书的时候，常常涌起许多喜悦，屡次和陈明说到你是熟悉农村的，许多的想法和语言，我都觉得好，可是也觉得有些地方是没有写好的。陈企霞和毛宪文批评你的地方，我认为大部分不对。

　　随后她在一次有茅盾、陈企霞、冯雪峰、康濯等人参加的会上发言："在张家口时候就听见对《腹地》的风言风语，所以后来见到陈企霞的批评文章，也认为所见略同了。"

　　1956年9月侯金镜在《文艺报》上发表文章，对陈企霞的"新评点派的方法"进行了批评，认为他对《腹地》的批评"武断粗暴"，是"教条主义"，对小说本身仍认为"在主题的明确性和艺术的完整性上都存在着很大缺点"。对此王林并不完全认可，认为是一篇"吞吞吐吐的文章"，"也不见得很深刻。"

　　在此期间，王林也得到一些人的支持，比如孙峻青，他听说《腹地》值得一看，专门到书店去买，没有。后在废纸堆上买到一本扯去封皮的《腹地》（因有皮不让公开卖）。他说给他留下的印象很深，并劝王林"改时要有自信，不可随风倒。"

　　到了1957年5 月，党号召"整风"，《文艺报》要王林写些文章，谈谈"对当前文艺领导工作的意见和批评"。于是王林写了《历史上的一点教训》，"将《腹地》所受的，挥墨都写了出来"。

　　在这几年里，王林至少写了八篇检查。因时期不同，内容和认识也不尽相同，有委屈，有辩解，有抗争，有困惑，也有屈辱和违心的自我批判，但王林始终坚持"不管《腹地》是否有很多缺点，甚至于有很多严重错误，但是我相信：我所走的是现实主义的道路！"

　　这期间，王林的挚友黄敬多次劝他去干别的工作，不要"从事专门写作"。他表示拒绝，所以黄敬批评他"不愿做行政工作，就是政治冷淡"。王林说："目下不写‘五一大扫荡'，以后哪有另一种生活能比我亲自参加的‘五一大扫荡'更深刻的？""我不能不把这事当生命来关心！"最后黄敬不得不感叹道："匹夫不可夺志！"

　　对陈企霞我想再说两句。后来陈企霞被打成"丁陈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遭到迫害，比我父亲还惨。我父亲对陈企霞没有个人的恩怨，我从未听说他对陈企霞有过什么人身的攻击。八十年代初陈企霞平反后回到北京，他女儿还来我家，看我弟弟王克平的木雕，我父亲见到她还对陈企霞的遭遇表示同情。这种挥棒子打人，后来又被棒子打了的人，在建国后的文艺界很多，甚至包括周扬。这种现象还是让文学史家评论去吧！前些日我和胡可叔叔谈到陈企霞，他说陈企霞这人不坏，当时的文艺思想就是那样。我说我理解，没有陈企霞，也会有张企霞，李企霞。胡可叔叔表示赞同。

一改三十年

　　由于《腹地》仍存在着"重大缺点"，不能再版，王林不得不进行修改。改的过程也是反反复复，而且一改就是三十年。在他去世前终于完成，并在他去世后的1985年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这个修改的过程也是极其痛苦的，拿胡可叔叔的话说，就像他在文革中改《槐树庄》一样。这个过程很复杂，这里就不多说了。

　　说实话，这个版本我读了几次都没读完，总觉得里面有"高大全"和"三突出"的东西。我以为《腹地》就是这个样子。

　　后来在整理我父亲的遗物时，我发现了1949年版的《腹地》，我刚看了几章，就被强烈地震撼了。拿我现在的文艺观念来看，这真是一部伟大的直接描写抗日战争的作品。之所以说它伟大，就在于两个字：真实。也正因为它太真实了，按当时一些人的文艺批评的标准，被批评为"自然主义"。其实自然主义也是一种创作方法，也未必不伟大。文艺既然要百花齐放，就不可能只是一种创作方法。

　　小说中描写了许多普通的农民，他们可能怕死，可能偷生，可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甚至带有民族的劣根性，但是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向背，才决定了抗战最后的胜败。小说中是写了一个蜕化变质的村党支部书记，但正是通过群众中的先进分子与这种蜕化变质分子的斗争，显示了根据地人民民主政权的巩固。我认为这是一幅冀中人民英勇抗战的活的图卷，可以和蒋兆和的《流民图》相媲美。

　　1984年王林去世后不久，鲍昌在《王林的生平与创作》一文中写道：《腹地》的"最大特点是真实。我敢说，这是迄今为止描写冀中抗日斗争的最真实、最有生活气息的作品。小说中的人物有血有肉，没有一个人物是概念化的图解......"他所说的是1949年版，当时1985年版还没出

　　1986年吕正操为《王林选集》作序道："王林为人开朗，富有风趣。能接近群众，妇孺多识其名。......他长年累月走乡串户，熟悉地方风土，所知掌故最多，有冀中活字典、活地图之称。所著长篇小说《腹地》，反映冀中区军民，于敌寇五一大扫荡之时，艰苦卓绝战斗情景，真实生动，可歌可泣，富于史料价值。"

　　这样一部优秀的小说，经过我父亲不断地修改，用他自己的话说"几乎等于重写"，结果却是越改越糟。如果他能一直按照他自己的意愿走下去，他一定能写出更好的作品，可惜不断改造的结果是越来越不会写了。这真是一个悲剧！一个时代的悲剧！

　　我又仔细对照着看了陈企霞的批评文章，我觉得陈所批评的东西，恰好正是《腹地》的精华。所以我决定再版《腹地》1949年的版本，让人们看到《腹地》的原貌，这就是2007年8月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腹地》。

　　王林在他的检查中多次提到："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我写完长篇小说《腹地》一年多以后到北岳区整风才正式看到。"在和一位文学朋友谈到此事时，他说：王林要是先看了《讲话》，他就不是王林而是孙犁了，他也就写不出《腹地》了。这话我觉得说得很深刻，孙犁就是1943年到延安后才写出他系列的"荷花淀"小说。这也是王林同其他冀中作家如孙犁、梁斌等的不同之处。

　　最近冉淮舟在一篇文章中评论道：

　　王林同志是冀中抗战文学最有成就、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他和孙犁、梁斌同志一样，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而且，就反映抗日斗争生活的真实性来说，无论是在冀中，整个敌后战场，还是正面战场；或者说无论是解放区，还是国统区，我想可能还没有哪一位作家可以和王林同志相比，其作品可以和王林同志于1943年在地道里写出来的长篇小说《腹地》相比。

　　在《腹地》出版的同时，我还印了一本《备忘录》，其中选了王林日记中有关《腹地》的摘抄，王林的四篇检查，以及陈企霞、侯金镜的批评文章，以供有兴趣的人参考。

　　我将新版的《腹地》、《备忘录》、以及解放军出版社即将出版的《王林抗战日记》的片段送给了陈建功。不久收到他的回信，信中说：所赠之书"对于研究当代文学史家来说，其出版意义是不同寻常的。备忘所陈，是那个时代文艺批评的真实，不涉及个人恩怨，皆时代使然也。但对每人总结历史，吸取人生教训，亦有相当帮助。《抗战日记》弥足珍贵，未经藻饰，更显真实可信，相信对理解抗战真实场景、心态，有大助也。"

　　再版《腹地》也得到老前辈魏巍、胡可的支持。魏巍看到书后，亲自打来电话，第一句话就是："王林有个好儿子！"我觉得这是对我们再版这本书的肯定。胡可则说："这是还历史本来面貌。"

　　而我更期望的是广大读者能认可这本书。

　　最后还有一点要说的是，在我读完我父亲精心保存的这个版本后，突然在书的最后一页，发现我父亲用钢笔抄录了郑板桥的两句诗：隔鞋搔痒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我一下子惊住了，这不正反映出我父亲当时的心境吗？我长时间地体味着，感慨着，无话可说。

                                                                         2007年12月9日